■特约作者 张扬/发自墨尔本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2003年不是一个好年景，霍华德政府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

　　国内：成药行业宣布回收超过1200种不合格药品，医药销售及信誉大受冲击；澳币对美元汇率一路攀升，出口岌岌可危；新、维两省大旱，农场主被迫宰杀牲畜，以保养日渐萎缩的草场；首都堪培拉的大火焚毁了一个个街区；大公司裁员此起彼伏。

　　国际：巴厘岛大爆炸让澳洲平民心有余悸，出兵伊拉克真正是湿面团上手，美英近期的伊拉克门事件使澳政府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而反对党的问题更加严重。在这一系列打击下，股市金融投资异常萎靡。金融投资巨头AMP临时炒掉全班高管，消息一出，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了挽救经济，霍华德政府磨磨蹭蹭地祭起了法器，给的还是一帖已经吃了几年的老药：刺激房产，延长对首次买房者的补助计划（尽管补助金额有所降低）。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变得越来越寸土寸金。

　　新移民成了购房主力

　　澳大利亚房产的最近一次牛市始于1998年，借助于央行的抑息政策和政府的首次买房者补助计划（First Home Buyer Grant），以及鼓励技术移民的新移民法案，1999年和2000年大城市平均房价增长率均在15%至20%，某些地区甚至达到40%到50%。

　　房价飞涨地区除原有的高级居住区外，还包括新移民聚集的一些新兴人口密集区。近年的移民有一个新特征：抵达之初即拥有一笔资金，同时能很快获得稳定收入，因此成为了房产消费的生力军。

　　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博士山区的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来自广州，大学毕业后进一家独资工厂担任技术主管，6年前到澳洲留学，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深造汽车工程。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办理了技术移民手续，并在当地汽车配件厂谋得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拥有一份相当稳定良好的收入。

　　周先生说：“我刚到澳洲时，博士山可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这里是近两三年才热闹起来的，很多香港和大陆学生搬过来住，饭店也多了，连游戏机房都开了好几家。我们刚来时，附近只有两家意大利人的匹萨店和一家烧腊铺，晚上想吃外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现在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点小香港的样子。中国人选择住在这里，可能都想讨个好口彩吧。”

　　新技术移民大多来自亚洲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曼谷和吉隆坡，他们对装饰也有相当的品位要求，购房后还会有持续的装修、装饰、改建和再购置等方面的消费。

　　当时适逢澳币汇率跌破1澳币兑换0.50美元的“半元”大关，吸引来大量欧美游资。因此，澳洲房市一度十分欣欣向荣，并带动相关行业共同兴旺，就业形势一片大好，霍华德政府因此在前次大选中以很大优势连任。

　　中产阶级的如意算盘

　　然而，房地产自有其循环起伏的规律，一波高潮过后，必有一个低潮接踵而至。微薄的购房补助抵不过不断上涨的印花税，贷款利息虽然跌至10年低谷，但工资却上涨乏力，此涨彼消，今年房市似乎已经是强弩之末。

　　造成此次房市上扬的政策则越看越像是饮鸩止渴，对澳洲社会中的两大人群造成了负面影响：中产阶级和年轻人。

　　由于股市低迷，储蓄利息微不足道，政府公共福利又每况愈下，投资出租房成了澳洲中产阶级的主要投资手段。许多人为自己的家庭盘算的远期规划是：经营一桩小生意，努力工作积蓄钱财；然后以一两成房价的首付购置投资房，到退休时手里可以拥有两三幢房子，加上政府的养老金，过一个滋润的晚年不成问题。

　　投资房主要是市区或大学区附近的公寓楼、连体式房屋和小单元，博士山就有许多这样的投资房。由于面积小、总价较低，许多投资者在缴纳了一笔较低的首期款以后，依靠租金收入和退税来支付银行按揭，平均15至20年就可到手房屋的所有权。

　　在良好的地段拥有一套或几套投资房，曾经成为澳洲人生活富裕的标志。32岁的商店营业员安吉亚·温克3年前嫁给了警官杰森，婚后丈夫辞去工作，开了一家小酒吧。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在维多利亚州西部购买了一套两卧室的小单元作为投资，开始编织自己的“澳洲梦”。

　　安吉亚说：“我们现在的房子虽然有3个卧室，但不是独立的房屋，和我梦想中的家相差很远。但在这样的地段，如果买了独立房屋，我们就没有钱再买投资房了。所以我们决定先投资，过个两三年，等杰森的酒吧稳定些，我们打算要个孩子，真正建立一个家庭，再把投资房和现在住的房子一起卖掉。希望到那时能买得起一个更大更好、带花园的家。”

　　房产空置房东叫苦不迭

　　然而，首次购房者政府补贴的出现，把租房这个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渐推向了买方市场。由于其他投资前途暗淡，造成买房投资的人不断增加，加之以前的租房者自己也购置了房屋，出租房的空置率迅速上蹿。仅以悉尼地区为例，空置率已从前10年的平均数2%，爬升到近几个月的3.8%，创下12年来新高。

　　安吉亚担忧地说：“前两年我们预计每年只有一两个月收不到租金，因为我们的投资房地段还不错。可是今年到现在，已经有3个月没有房客了，银行按揭还是要按期偿还，我心里真有点紧张。如果再有两个月房子租不出去，我们就只好动用储蓄了。”她的许多朋友也碰到同样的麻烦。

　　到目前为止，在将近4.4万名获得首次买房补助的人中，80%来自租房市场，他们的撤离使得悉尼市房租可能下降10到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房东为了使房子容易租出去，必须花钱改善装修。一边是租价降低，一边是成本升高，被中产阶级视作“最后保障”的房产投资，如今看起来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大学生难以离家自立

　　另一个最受挫伤的人群是青年，这种伤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更是精神和文化上的。

　　澳大利亚青年历来秉承西方崇尚自由独立的传统，一般18岁后便离开父母庇护，自己打工租房，开始独立生活。由于房价日益高扬，现在年轻的一代为了积蓄购房所需的首期订金，减少开支，越来越多地回到父母身边生活，不但独立的个性逐渐消耗殆尽，心理问题、家庭矛盾和暴力也因此大量增加。

　　戴林·罗森的父母来自爱尔兰，十几年前他们就来到墨尔本，以经营杂货铺为生。戴林家所在的丹蒂浓区是山区，以前没有大型超市，地利使得戴林一家生活无忧。上高中后，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附近的麦当劳和匹萨餐厅打工。他一直梦想能够考上墨尔本大学，然后用这几年的积蓄在学校附近租一套小公寓，开始独立的成人生活。

　　去年他如愿地考入了墨大，可是独立生活的愿望却一再无法实现。戴林说：“丹蒂浓区现在也开起了不少大超市，爸爸的小店生意不像以前那么好，过去答应给我的资助现在变得困难了。要搬出来自己住，就算是和同学一起合租学校附近的公寓楼，一星期租金差不多要80澳币，再加上电费、上网费、伙食费，光靠我自己的积蓄怎么也不够。”

　　公立大学部分热门专业学费上调的新政策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进一步危及澳大利亚本已不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国民文化素质。一提到这个问题，戴林就很气愤，说：“我和同学们已经举行过几次示威了，这实在太不公平，希望政府给一个解释。”

　　年轻上班族无力置业

　　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也有着类似的烦恼。以墨尔本地区为例，一个中等社区普通独立房屋的价格已经上涨到30至35万澳币，以20%计算，首期预付款需要6万，此外还要加上将近1.5万元左右的印花税，一千至数千元的银行、律师等等费用，即使扣除首次购房的7000元政府补贴，要购买房屋，还需要八九万元现金。

　　由于经济大势不佳，工作不满3年的年轻人目前平均年收入不过3万，即使与父母同住，还是需要分担一部分的房租和生活费用。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失调，使得买房、独立生活、开始新家庭的希望，越来越显得渺茫。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出生率降低，家庭负担加重，对工作和前途失去信心，需要在麻醉或异种宗教的狂热中寻求精神解脱，暴力、赌博、酗酒和吸毒问题大幅增长。

　　对于这些，各省和联邦之间意见和政策大相径庭。国会的演讲在伊拉克门和乙酸进口事件中，变得如同小丑表演，粉墨登场后随即嘘声高起。普通大众解决经济和房市问题的希望，大概只能耐心等待下次大选来给出方向。至于会不会另一次失望，现在恐怕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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