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专栏

　　“9·11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布什政府就断言“世界已经变了”；“9·11事件”让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因为“9·11”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珍珠港”，因为“9·11”证明天下无敌的美国还有“脆弱的窗口”，因为美国想要领导世界却遭到了攻击，因为美国付出了2792条无辜的生命。但是，“9·11”改变了美国，也必然改变世界吗？确实，“9·11”后世界确实在变。

　　第一，“9·11”让“恐怖主义”这个词深入人心。其实，在“9·11”之前，恐怖活动也经常发生，恐怖事件同样此起彼伏。但“9·11”让世界人民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恐怖主义”，为什么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以及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坍塌时激起的漫天烟尘和将近2792人的死亡数字，都如刀凿斧刻一般深深烙在了世人记忆的黑洞中，恐怕将永远无法消失。对于世界来说，“9·11”是一个特殊的数字组合，它所传达的不仅是死亡和恐惧，还有人类面对残暴、并愿意战胜邪恶的勇气与信念。

　　第二，反恐正在成为改变国际关系战略结构最深刻的力量。

　　2001年10月7日的阿富汗战争，既是美国为“9·11”死难者而挥出的复仇之剑，也是布什政府准备改变世界的开始。在阿富汗战争之前美国所宣布的“鲍威尔主义”——在反恐问题上，不是美国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不支持美国就是支持恐怖主义，让世界政治出现了一种历史上空前的“站队”现象，那就是要么站在美国这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结果是，144个国家宣布支持或者帮助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进行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说到底不是“9·11”的产物，而是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必然逻辑结果。萨达姆的命运在2001年1月布什踏入白宫成为新主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只是，“9·11”让伊拉克战争来得更快了一些，也让布什政府挥兵巴格达的时候有了更好的理由。这正如2003年3月18日布什在向萨达姆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时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国际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然而，究竟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上所产生的主战与反战的争论，导致了至今还难以愈合的国际反恐联盟的重大分裂。但一心沉浸在改变世界的冲动中的美国并不顾忌这一点。既然要改变世界，传统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漂流”只能是产生新世界的代价，而不单单是制造新世界的“祭品”。“新欧洲”和“老欧洲”的概念，无非是美国要澄清谁是美国制造新世界时真正的帮手。2003年9月3日，波兰军队接替了美国在伊拉克中幼发拉底河地区的指挥权。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新欧洲”的概念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变得如此清晰。

　　第三，区域政治与区域局势也在反恐进程中酝酿着深刻转型。中东局势因为“9·11”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萨达姆政权垮台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虽然困难重重，但以色列的沙龙政府打击巴勒斯坦军事组织倒是“不遗余力”；传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蜜月关系结束了，伊朗因为核问题遭到了新的孤立。南亚局势也因为“9·11”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印巴两国虽然已经从危机中走了出来，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山区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为本·拉丹还躲在那里。

　　“9·11事件”两周年了。目前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美国的“变”要远远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变”。“9·11”是美国的国难，也是新保守主义鹰派分子的机遇；“9·11”是美国权力的新资源，反恐则是布什政府取之不尽的新的权力货币。正因为如此，当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美国感到包袱太重、自己有点力所不及时，美国又开始使用这种货币以获取其他国家的分忧解难。布什在9月8日的演讲中呼吁全世界帮助美国进行伊拉克重建，并将之视为国际反恐斗争面临的重大考验。说到底，美国的“变”在于已经从克林顿时代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世界领导”，正在变成“直接干预型”的世界领导，“9·11”引发了美国新一轮的全球扩张进程。全世界从“9·11事件”刚发生时对美国的同情与对受难人员的哀悼，在“9·11”两年之后，正在变成对“美利坚帝国”的惊悸与忧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恐怕今后世界还会不断地自问：如何才能够跟得上美国的“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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