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硬着头皮当记者(真接体验)(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6日05:20 环球时报

德国记者在进行现场采访。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

　　几年前，当我拿到德国一家报社的记者证时，报社主编对我说：“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做记者，要想不被淘汰，就得做好牺牲的准备。”

　　从预约到采访，等待时间特别长

　　那时我负责教育版。第一次采访，我把目标锁定布伦瑞克大学的学生外事办公室。

　　我按预约的时间到外事办，见到苏珊娜女士，我说：“作为记者，我想请您谈谈有关中国留学生在布伦瑞克大学求学的情况。”如果是平时聊天的话，她肯定会口若悬河地向我介绍情况。但这次我是作为记者进行采访，她变得严肃起来。她对我说：“我得跟上司申请一下，因为我们有规定。”

　　接下来，我每星期打电话询问。她每次都说申请还没有批下来。一个月后，申请才批下来。虽然我完成了采访任务，可是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在德国，采访公众人物非常麻烦。他们需要预约的时间太少。有位名教授，预约时间一年只有5次，总共5个小时，其他时间一概不接受采访。另外，被采访者一般不等人。好几次，当我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采访地点时，因为当地堵车，错过了预约时间，被采访人根本不会给你通融的机会，他们会让你重新预约，有时又得等上一个月。

　　自掏腰包“行贿”被采访者或者中间人

　　在德国，有句俗语：想赚钱就别当记者。目前的德国媒体十有八九处在亏损的边缘，记者的收入也不算高。但为了获得采访机会，有时记者还得自掏腰包取悦中间人。

　　2001年下半年，我受国内一家媒体之托，采访德国一位零售业巨头。在电话里，我向他的秘书讲明情况后，她查了查上司的日程安排表，最后告诉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可是交稿在即，我又不能失信。于是硬着头皮直接找上门去。他们当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这时，我急中生智，想用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中国丝绸手帕“贿赂”一下秘书。当我把那块“中国写意画”手帕赠给她时，她答应帮我试试。最后我采访到了这位零售业巨头。

　　在德国当记者，有时需要拼命

　　在德国呆久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德国的本地记者还是国外记者，他们的仪态个个精瘦、硬朗又略显疲惫。这让我想起电影《罗拉疾跑》中的主人公，似乎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一个重要任务。所以，很多记者的最大梦想就是睡上10天10夜。

　　本人在采访过程中，曾遭遇多次的身心考验。去年圣诞节期间，我采访完几位小留学生已是深夜1时多了。在赶到法兰克福火车站时，发现最后一班回程火车已经开走。由于旅馆放假，我决定在火车站的椅子上将就一夜。哪知凌晨两点，我被值勤人员赶出车站。一下子从20摄氏度的室内来到零下10摄氏度的室外，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墙角打哆嗦。直到凌晨4点，火车站重新开放时，我才乘车回到家。那次把我折腾得够戗。记得两个星期后我才缓过劲来。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德国司空见惯。渐渐地，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德国的记者喜欢音乐，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其实这些都是缓解压力的方法。对外国记者来说，他们经受的考验比德国记者更多，要跑更多的路，吃更多的“闭门羹”。

　　文化差异让外国记者遭遇尴尬

　　作为外国记者，生活在开放的德国社会时，最难解决的还是文化差异问题。前段时间，为了写一篇介绍中国青年艺术家李飞的稿子。我来到柏林艺术大学，先是参观行为艺术展，感觉很新鲜。在一个大屏幕前，我发现很多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电视节目，凑近一瞧，原来是私生活写。因为刚采访完李飞的导师和同学，我想放松一下，没想到李飞的导师邀请我做他们的男模特，还跟我讨价还价，问给我一小时20欧元干不干。看着这些画家盯我的眼神，我有一种全身被透视的感觉。最后李飞为我解了围，但这些师生们却非常不理解。看来，文化差异，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

　　在德国当记者，尽管“牺牲”很多，但从体验和经历方面讲，我们收获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