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潞

　　“再也不愿打仗了”

　　1952年2月，侵朝美军开始对整个北朝鲜、我国东北、甚至我国南方腹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国际和平人士和科学家到我国东北和朝鲜实地考察后证实了美军的罪行。志愿军也加紧审讯参与细菌战的侵朝美军俘虏。一个美军飞行员分配给我审讯。

　　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消除他的恐惧和敌对情绪，生活上尽可能照顾他，等他情绪稳定后开始审讯。

　　我找了两间比较干净的小屋。他住里间，我住外间。审讯从他的家庭、学校生活谈起，谈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斯坦贝克以及诗人福罗斯特等。这个美国人的知识比较贫乏，知道马克·吐温，但对杰克·伦敦和斯坦贝克却一无所知。那么，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呢？他也没有听说过。他惊奇地问我：“你一定在美国留过学吧？”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出国留过学，但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不能不知道、不了解。正像你们美国人不能不知道、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一样。”他沉默了一会，很坦率地承认：“我对中国很少了解，不知道你们的军队这么棒，如果我能被释放回家，再也不愿打仗了。”他对我显示出信任和尊重，诚恳地说：“李上尉(志愿军不佩带军衔，其实我只不过是副排级待遇)，你要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告诉你。”我俩心照不宣，他当然知道我需要什么。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起飞的那个南朝鲜机场就是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基地，飞机型号也就是投掷细菌的机型，他是在投放细菌时被击落的。审讯中，他表示愿意交待。但领导决定，暂时不要同他接触实质性问题，因为上级已决定派我到开城去，参加交换战俘的翻译工作。

　　“让飞机大炮去谈吧！”

　　在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人一度十分嚣张。他们妄想在谈判桌上攫取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我方坚决顶住他们的无理要求时，美方代表竟口出狂言：“不必再谈了，让飞机大炮去谈吧！”他们错误地认为军事优势在他们一边，1951年8、9两个月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包括残酷激烈的上甘岭战役。当他们的攻势以惨败而告终之后，美国人出于无奈，才回到谈判桌，签订了《停战协定》。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红十字会人员可在战俘营工作，为战俘提供服务。战俘交换地点设在板门店。我在这里担任我方红十字会代表的英语翻译。交换战俘是《停战协定》中的重要内容。

　　交换战俘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板门店红十字会小组的会场上进行着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方对战俘的人道主义宽待政策同对方巨济岛战俘营惨无人道虐杀战俘的罪行形成鲜明对比。我方用事实揭露他们践踏《关于战俘待遇日内瓦公约》，他们一直理屈词穷，处于被动。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他们的首席代表、一个大胖子抢先发言，一口气读完发言稿后，不等我方发言，几个代表刷地一下全站起来夹着皮包就离开会场。我方应声而起，谴责他们这种无礼行为。当时，我用英语骂他们“逃会、无耻”。一个菲律宾裔对方代表回头看我一眼，表情惊愕。

　　我不会速记，一边翻译一边记录，焦头烂额，手忙脚乱。一般情况下，对方有发言稿时，可以向他们要一份，免得记录。这次他们念完拔腿就跑，而我犯了经验主义，没作记录，怎么办呢！幸好，一位与会朝鲜同志用速记记下来一些对方发言内容。我们俩就这个速记和共同回忆整理出一份对方发言全文，忙了一个下午，苦不堪言，也从中汲取了教训。

　　战俘营里的斗争

　　板门店会场里的斗争是尖锐的，会场外战俘交接处的斗争更是触目惊心。我们的被俘人员回来了。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欣喜若狂，抱住志愿军接收人员不放。这些九死一生从人间炼狱走出来的人个个百感交集。有一个被俘人员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我，问道：“毛主席还活着吗？”在敌方的战俘营里，散布着各种谣言，施展了重重手段、毒计，企图把我们的被俘人员骗到台湾去。一个年轻归俘看见红十字会小组里的美国人，一边叫骂一边出拳要打，吓得这个美国人逃到汽车的顶盖上。

　　在我们的战俘营里，我方发给被遣返战俘新衣、礼品和香烟等物品。志愿军管理人员站在公路旁欢送他们回家。

　　战俘收容所是一个特殊的群落。在这里会遇到异乎寻常的人和事。一个押送美国战俘的人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一个年轻志愿军战士将美军战俘押运到无人区就地释放，俘虏乘其不备，夺取战士的枪并把战士打死。火线释放俘虏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而这个战俘却凶悍残忍地枪杀释放他的我军战士，罪不可赦。他对罪行供认不讳，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楠亭里收容所距离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800余里。把战俘自楠亭里押送到碧潼是一项艰巨而且危险的任务。我主动争取担任翻译，配合志愿军警卫部队将一批战俘押送到碧潼去。由于敌机的轰炸扫射，只能昼宿夜行。行进途中，一个战俘告诉我，有一个战俘强夺另一个战俘分得的食物，这个饿肚子的战俘快走不动路了。我去看望那个吃不饱饭的俘虏，他非常矮小瘦弱。我问他是不是日本人，他说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华裔农业工人。一听是华裔，我就怒火中烧，找到那个强夺食物的又粗又大的黑人，严加训斥。

　　在收容所当教员

　　战俘管理是一项性质特殊的工作。有些战俘不好管理。而根据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为了不让这些不好管理的战俘影响其他战俘，俘管当局把被俘军官和不好管理的战俘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新的战俘营，调我去当教员。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上海新闻》刊登了美军空军驾驶员进行细菌战的供词。我们要把这些供词读给战俘们听，让他们知道侵朝美军在进行罪大恶极的细菌战。我们这里集中了被俘军官和调皮捣蛋的家伙，他们哪里肯安静地听这些供词。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救世主”的身份自诩，美国战俘沙文主义思想浓重，不相信、也不肯承认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我苦思冥想。我找了几个俘虏谈话，并把《上海新闻》给一个平时表现比较好的俘虏看。他看完这些详尽的供词，呻吟半晌说：“好像是真的。”于是，我要他把这些供词念给其他俘虏听，他犹豫良久后答应了。

　　供词宣读开始了。每次10个俘虏坐在并在一起的两张方桌旁，我要求他们低头伏案，不准向别处张望，宣读过程中不准提问。他们安安静静地听完。接着再换一批。总部来检查宣读情况的江同志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么安静，不像别处喧嚷起哄？”

　　宣读供词的这个俘虏同我比较熟了，交谈也就多了些。一天，我问他，为什么有些战俘在上山打柴的路旁拔野草带回。他说，那不是野草，是大麻叶。在一次突击大检查中，搜查出不少大麻叶。一个志愿军管理干部很好奇，他撕了一片报纸，把大麻叶卷成卷烟抽了起来。刹那间，他感觉天旋地转、腾云驾雾，头晕眼黑，站立不住了。此后，我们严禁俘虏在行进时抓路旁的“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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