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数穆斯林先哲们所孜孜以求的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老话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能和恐怖主义同行。

　　□赵灵敏（广州）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借“正义”之名或为了捍卫某种自认为符合道德要求的理念，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极端做法的事情不胜枚举，由此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也极其惨烈。从“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的道学清规，到希特勒、波尔布特的意识形态神话，到21世纪恐怖主义组织血腥的“正义宣言”，都促使世人对种种“道德霸权”、“道德优越感”产生了怀疑和厌恶。

　　“另类”的犯罪分子

　　恐怖主义是在冷战结束、两极体制崩塌的背景下走上国际政治舞台中央的，和侵略、种族灭绝等“资深”犯罪类型相比，它是新型的犯罪形态，它的“新”，不仅体现在高度的媒体关注率和对飞机、移动电话、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熟练运用上，更重要的是，它是由“新型”的人所策划、操纵和实施的，这些人与传统意义的犯罪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查卡瑞亚（Fred Zakaria）认为，那些强烈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并不主要招募最穷苦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西方化有巨大的诱惑力（它意味着食品和医疗）。这些组织招募那些受过半吊子教育，进入中东城市或到西方寻求教育和工作的人”。事实确是如此，恐怖分子多数来自中等以上家庭：“9·11”主犯阿塔在美国读过书，家境富裕；而“伊斯兰祈祷团”的头目汉巴利则是成功的布匹商人。

　　——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恐怖分子都是人品高洁、严于律己的“有德之士”，这颠覆了人们心中犯罪分子都是穷凶极恶、面目狰狞的亡命之徒的刻板印象。本·拉丹面目清癯，神色忧郁，为了信仰，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阿富汗深山训练“圣战”战士，俨然是为受苦大众而牺牲的“圣徒”。64岁的“伊斯兰祈祷团”领导人巴希尔的公开身份是印尼的一个伊斯兰教长，在印尼乡村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偏僻村镇里简朴的生活使他显得非常消瘦。36岁的汉巴利在当地社区也是公认的“完美丈夫”和“孝敬老人的女婿”。很难想像，一个个在私德上堪为表率的人，却一次次策划和指挥着夺人性命的罪恶勾当。

　　——一般的犯罪分子，心里很明白行为的不正当性，罪行败露后，多数会表示悔恨，希望得到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原谅。但恐怖分子不同，他们身心协调、坦坦荡荡，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在从事着神圣高尚的事业。

　　恐怖分子的以上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心理上怀有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道德优越感：并演化出两个变种：同情和自大。同情是对弱者的俯就，自大是对强者的不屑。

　　他们认为当代穆斯林社会出现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强烈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使恐怖分子们发誓成为穆斯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但岂不知“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一个个人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就变成了抽象的、在政治上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可以说，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产生了一种想要以极端手段铲除极端不幸的倾向，也即暴力。因此一个奇怪的悖论出现了：有人出于同情和对同类的爱而随时准备滥杀无辜”（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道德就是恐怖分子为自己选定的优势领域：你们重物质，我们重精神，而精神当然比物质更重要。事实上，在现代化受挫的屈辱和不忿中，这些信念已内化为穆斯林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它最大功用就是，给现代化进程中饱经挫折而深感自卑、却有着古老文明和辉煌过去的人们，提供了最方便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物，从而由自卑一跃变为自大。

　　从内在道德优越感 走向外在的恐怖行动

　　道德优越感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大抵无害，但一些极端分子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试图用自己的信念去要求别人，强迫别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这也让世界跟着遭殃了。

　　有道德者由于把自己看成善恶是非的终极裁判者，从而构成了最大的道德风险。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对此有精辟阐述：“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着高尚的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所以，当伊斯兰教长在清真寺里历数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时，世界还是安全的；但当极端分子试图用炸药和机枪来消除这种罪恶和提升世界的道德水平时，灾难才真正降临了。

　　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上众多教派的一支，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穆罕默德的传教原则居功至伟。但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政治，并不像经典世界那样正统和完美。正统哈里发时期，四任哈里发有三任死于政敌的暗杀。最早形成的哈瓦利吉派为纯正信仰，只要该派判定为“叛教”、“异端”者，不管是妇女、老人还是儿童，一律杀戮。而阿萨辛派则干脆以“暗杀派”著称，凡是被视为政敌的人，不管是十字军东侵时的基督教君主，还是同一信仰的本族王公大臣，通通格杀勿论。这两个教派后来衰微了，但作为政治或宗教斗争手段的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仍被一部分人所沿袭和采用。

　　今天，绝大多数伊斯兰教信徒是温良的，是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教义中包含着丰富的与人为善、和平相处的思想）。但在某些极端的恐怖分子的眼里，这世上没有无辜旁观的第三者，一个人要么是蒙祝福的信徒，要么就是真主的罪人；从道德的角度看来无辜的人，都不是真正无辜，他们都分担了这世界的罪和不义，不挺身反对不义，不关心不公平的事，就是赞成不公不义──不反抗压迫，就是帮助压迫，没有中立的余地。

　　在历史上，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征战。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基督教国家发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从此长期互相仇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之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阿以冲突中坚决站在以色列一边，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穆斯林一次次吞下耻辱的苦果。一些中东国家还和以色列分头媾和，追随美国，倒向西方。凡此种种，使不少穆斯林强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敌意，一些人开始用暴力表达愤怒。可以说，恐怖主义炸药的爆炸，首先是仇恨的爆炸。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设问：“到底上帝创造世界时，他有没有选择？”上帝创造世界时，是否受现存物理定律的限制呢？询问上帝是否遵守物理规律，即是问上帝是不是遵守理性秩序的自我限制者，而尊重理性秩序正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逻辑起点。在“自然状态”之后，理性使人们意识到“你死我活”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有害选择，而契约、合作竞争、民主体制、权力制衡等则是代价最小的途径。但在伊斯兰文明史上，只在9、10世纪出现过昙花一现的理性运动，一些伊斯兰哲学家尝试为信仰建立一个理性基础，但主流观点都认为神不应受自然律限制，他的全能凌驾于逻辑之上，是“无限的神”。过度强调神的自由，难给理性留出足够空间，在出现极端倾向时，就缺乏一套内在的自我纠错机制。

　　恐怖主义：现代“卢德运动”

　　“卢德运动”产生于工业革命初期，当时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工人处境艰难，于是英国工人卢德号召工友们去砸毁机器，以为这样就能消除剥削，但这种反抗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此注定失败。恐怖主义是现代版的“卢德运动”，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但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无辜群众包括目前的西方社会都不该是伊斯兰社会落后的根源和发泄怒火的对象。殃及无辜的恐怖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纷起，是不满和反抗的非理性表达，是盲目和绝望的反抗。

　　尽管恐怖主义不为穆斯林社会中的主流道德和舆论主流所接纳，尽管伊斯兰不等于恐怖主义，也不等于原教旨主义，但不可否认，恐怖主义已成为伊斯兰社会生活中的畸形现象。由于恐怖主义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不一致，由于它背离了人类日益走向开放、多元的时代大潮，注定要被时代大潮抛弃。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恐怖主义对于实践它的政治运动来说是一个陷阱。”“9·11”的发生并不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恰恰表明这种矛盾事实上并非不可调和，唯其如此，恐怖分子才要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目的正是制造真正的“文明冲突”。而“9·11”发生后，某些伊斯兰城市街头的欢呼和幸灾乐祸表明，一小撮恐怖分子正试图绑架一个伟大的宗教。

　　几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统治和霸权政策在穆斯林心中留下深刻创伤，他们对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敌视也可理解，但将伊斯兰社会的落后、挫折、混乱、困惑和迷茫完全归罪于西方却是片面的。如何实现无数穆斯林先哲孜孜以求的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世界历久弥新的老话题，但有点可以肯定：它不能和恐怖主义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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