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许可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药价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发达国家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步究竟有多大，还需要拭目以待。"

　　"强制许可的现时象征性的意义要大于实际的意义。"

　　外滩记者 邵嘉翔/报道

　　经过20个月的艰苦谈判，2003年8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终于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

　　根据这份文件的规定，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拥有者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有关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这不仅将大大降低相关专利药品的市场价格，而且有利于更迅速、更有效地控制和缓解公共健康危机，确保生命健康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

　　根据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多哈部长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和《关于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宣言》，世贸组织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计划2002年12月31日前就有关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成员国公共健康危机问题找到办法。然而，由于发达成员国与发展中成员国之间在这一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期限延长了8个月。

　　到现在为止，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已经通过相应条款把艾滋病的药价降了下来。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官员说，这一文件实施后，中国通过适用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可以进一步增强控制疾病流行和解决国内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以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文希凯：国家可以抛开

　　专利权人自行生产、定价

　　（文希凯，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中国专利法研究所所长）

　　原来trips协定（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里面是有强制性许可的，但强制性许可并不是新鲜事，这个强制许可制度本身是对专利权人权益的一种限制，它是为了限制专利权人抬高物价垄断价格，有了强制许可之后，当国家利益需要时，国家可以抛开专利权人自行生产、定价。

　　但trips协定里的这个强制许可规定得比较严格，它的第31条f款里面有一个限制就是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只能“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就是生产出来的仿制药供应国内市场的比例必须达到51%以上，如果国内市场需求少，就不能扩大出口。而实际的情况是艾滋病疫情主要出现在非洲，生产艾滋病药物的国家又都是发达国家，他们有能力出口，但是他们想出口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先在国内销售51%的产品。

　　但实际上他们销售不了那么多，因为他们国内的艾滋病患者和非洲比数量少很多，药品价钱又很贵，很少人买。这也就使他们不能大量出口。

　　于是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大部分艾滋病、肺结核疫情严重的国家却又是最穷的，他们的药厂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想通过强制许可仿造也造不出来。穷国自己造不了，仿制的药又不能卖到这个国家，他们还得向有专利权的大厂购买药物，那些持有专利的大厂还是会形成垄断。

　　这说明trips协定是有缺陷的，我们这一次主要是针对trips协定的第31条f款进行 修改。

　　现在的情况就是，51%的这个比例去掉了。比如中国，如果遇到非洲艾滋病疫情国家要进口药物，中国是可以出口的。

　　郭阿娟：

　　强制许可好处不只是降价

　　（郭阿娟，迪赛诺生物制药公司总经理，医学博士）

　　从多哈会议开始，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强制许可制度。因为我们公司主要生产抗艾药物，而所有的抗艾药物的专利权都属于国际制药集团，强制许可制度对于抗艾药物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目前中国可以生产的抗艾药物，都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和未在我国申请专利的，现在中国可以生产的抗艾药物我们都生产，但也仅仅只有4种，目前我们实际生产3种。

　　艾滋病对整个人类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现在还没有一种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问世。现在不管是用哪一种药，都是抗病毒的治疗办法，只能起缓解作用。这种病在中国还是比较严重的，去年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已经达到了100万。如果政府再不重视和预防，按照现在这个发展趋势，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1000万。 强制许可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肯定是会大幅度降低药价的，这毋庸置疑。拿抗艾药物来说，据我们所知，很大一部分费用都用在了专利方面。制药所用的原料其实并不是特别昂贵的，全世界抗艾药物的原料60%生产于中国，我们公司一项主要的业务就是出口抗艾药物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算出国外药厂加工抗艾药物的各项成本。

　　目前在中国，鸡尾酒疗法大概一天的费用是20元，一年大概是7000元，政府采购能降至每年3000-5000元人民币。而印度的费用如果能达到传闻中的1600元人民币一年，那可能就是在配方里加了拉米夫定这个药。这个药副作用低，而且价格也相对低，由它组成的鸡尾酒疗法价格是有可能比我国国内低很多的。

　　中国目前还不能生产拉米夫定，这个药还在专利保护期，尽管我们公司有这个技术。如果我们能够生产，我们国家的药品肯定会比印度每年1600元的这个价格还要低。

　　关于价格我想说的是，便宜的药物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不一定是最适合的。目前，治疗艾滋病比较有效的鸡尾酒疗法的配方由三种药物组成，每种药都有它自己的特性，每个患者可能在不同时期需要使用不同组合的鸡尾酒药物。中国目前可以仿制生产的只有4种，这个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国际上已经很成熟的并且在销售中的药物已经有17种。

　　我们需要强制许可的意义也在这里，就是可以生产更多的抗艾药物，给患者更多的选择。

　　吴满平：

　　强制许可首选抗艾药物

　　（吴满平，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现在在专利药物的研发上，和西方国家比是落后的。在西药方面，现在中国97%的药物都还处在仿制阶段。

　　在研发艾滋病药物这个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明显到什么程度呢？国内现在还没有研发能力，没有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药。国外大的制药集团，已经开发出来很成熟的药品就有17种，这还只是效果显著、而且已经在全球销售的药品数量。

　　与抗艾药物相比，中国的病毒性肝炎患者虽然数量巨大，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疫情并不严重，投入这方面研究的资金和力量都不多，他们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不大，都没有研发出什么有特别疗效的药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个强制许可制度没有其他苛刻的附加条款，我们就应该首先生产抗艾药物，在这个领域我们比不了人家，又有条件可以生产，为什么不生产呢？

　　强制许可后生产的仿制药物肯定可以大大降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

　　寿步：

　　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寿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WTO的公共健康协议，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发达国家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步究竟有多大，还需要拭目以待。这一协议离真正反映各方的利益需求、真正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还有很大的距离。

　　国际政治是凭实力说话的，国际规则实质上是由强国制定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也不例外。因此，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准则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斗争的实质，即发达国家企图凭借其经济优势和强权，垄断知识产权，并不断扩大其经济利益，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

　　对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意义，早就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本身，而转化成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在中国宣传知识产权时，应当同时让中国公众充分了解这一点，否则可能会让公众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天经地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越好的错误结论。

　　在中国国内实施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应当以“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基本原则。我们应当遵循下列三个“优先”原则：第一，国情优先原则，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国家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二，生命权优先原则，即人类的公共健康利益应当优先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第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即国家利益应当优先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

　　我们应当以两个“有利于”作为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目标：一是有利于科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二是有利于人类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

　　中国暂时不会实行

　　文希凯：我们国家还没有执行过强制许可，因为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强制许可出来也只是一个威慑性的东西，它表示国家有这个干涉权，专利持有人的专利权也不要滥用，不要用到违反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郭阿娟：这个程序该怎么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具体向谁申请，哪些机构来审批，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程序公布，我想这段路也会挺漫长的。我也认为这个协议现在象征性的意义要大于实际的意义。

　　我相信我们国家在短期内还不会实行强制许可，我们国内的这些疾病还都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首先应该鼓励的是研发。强制许可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也起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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