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8日电9月17日是《日朝平壤宣言》签订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展开对朝外交的“破冰之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就历史问题、绑架问题、导弹开发等安全问题及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并以签署《平壤共同宣言》的形式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日朝邦交正常化在即的乐观评论不绝于耳。

　　然而，《法制日报》刊文指出，一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朝核危机的步步升级，日朝间的对立加深，双边谈判去年10月破裂后重开无期，甚至连最起码的人员、贸易往来都受到影响，双边关系现状可谓是“举步维艰”。

　　历史性的首脑会晤

　　回顾一年的日朝首脑会晤，可称得上两国外交历史上的上乘之作。对于朝鲜而言，在美、日、韩三者之间施展“钟摆外交”、打乱其同盟协作的步伐从中谋利本是其固有外交手法之一，克林顿政权后期朝美关系的改善、金大中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访朝，都是这一外交手法的结果。保守色彩浓厚的布什政权上台后，朝美关系大幅度倒退，“邪恶轴心”发言、伊拉克形势趋紧，都使朝鲜强烈地感到了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在与美国直接对话尚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选择同日本改善关系，寻求在美日韩对朝包围网中打开缺口，成为朝鲜的次善选择。同时，经过多年的自然灾害，加之体制上的原因，朝鲜经济形势难改颓势。为使去年7月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所成效，朝鲜急需来自外部的经济支援，而在短期内能向朝鲜提供资金、贸易、技术等全方位经济支援的国家，舍日本而无他。

　　反观日本，小泉访朝则可以说是多年来罕见的“独立外交”。着眼于从根本上改善日朝关系，解决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隐患，虽然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于2000年破裂，但日本从未放弃水面下的外交努力。在以外务省亚太局长田中均为代表的对话派官员的积极活动下，小泉访朝得以实现，意在以日朝首脑会谈的形式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而对于小泉首相本人，因年初撤换田中真纪子外相而使骤降的内阁支持率始终低迷，也乐得通过外交得以摆脱困境。事后证明，这一重大外交举措至少为他赚取了近三十个百分点的支持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中均主导促成的日朝首脑会谈，在酝酿过程保持了高度机密，即使是对美国，也只是在正式发表前数日对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进行了通报，而没有事前协商。

　　朝核问题是最大障碍

　　受日朝关系突然出现解冻迹象的影响，美国匆忙派遣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在凯利离开平壤14天后，美国经过反复斟酌发表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朝鲜人承认一直在进行旨在开发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提炼计划。从此，新一轮朝核危机拉开帷幕。朝鲜再次故意重施“边缘外交”，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在各种外交及非官方场合向美国传达推进核武器发展的意图。

　　朝核危机对改善日朝关系进程的打击是致命的。首先，朝核危机已成为有关国家不得不关注的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已成为伊拉克战争后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为了避免重蹈克林顿政权的覆辙，布什政府在主张对话解决朝核危机的同时着力强调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压力，即对朝鲜的所谓“国际包围网”。这一思想贯彻在美日韩三国同盟上，以美日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被要求将对朝外交统一到美国的步调上来。这样，在以美朝对立为本质的朝核危机出现转机之前，日朝改善关系只能是水中之月。其次，就朝日双边关系来看，核问题的解决也是头等大事。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朝鲜的核弹及弹道导弹开发成了日本最大的现实安全威胁。在小泉与金正日签署的《平壤宣言》中，有关于朝鲜要遵守核问题相关国际协议的明确规定，而朝鲜宣布核开发计划及其后使核危机步步升级的举动，无一不是对这一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突破和违反。解决核问题，使朝鲜重新回到《平壤宣言》，也就成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

　　目前，虽然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4月举行了中美朝“北京会谈”，8月举行了“六方会谈”，为建立解决朝核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作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六方会谈”的第二轮何时举行到现在还未有定论，朝核危机的解决更是任重道远。

　　绑架问题是最大难题

　　在去年的日朝首脑会谈中，金正日全面承认了朝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绑架日本人的事实，并有谢罪表示，同时通报已有8名被绑架日本人死亡，这一结果构成了对包括小泉本人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的强烈冲击。其后，朝方提供的调查结果被发现存在诸多疑点，例如数名被绑架者死亡日期和地点相同，朝方提供的死难者遗骨经不起DNA检测等，这使朝方在解决绑架问题上的诚意和信用度在日本人心中大打折扣。去年10月15日，5名绑架问题的幸存者按双方约定回日本探亲，在日本政府内部强硬派势力的主导下，日本未经与朝方协商就决定不再将5人送回，并要求朝方立刻归还其在朝家属，被朝方指为“违反约定”。当月底在吉隆坡举行的第12次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也因此而破裂。

　　目前，反朝、排朝、对朝鲜不信任已经成为日本对朝社会舆论的主流，大小媒体纷纷加大对朝报道的力度，但不顾体制、国情等方面的不同，出现了“将朝鲜妖魔化”一边倒的局面。那些曾经主张与朝交流的政党受到来自舆论的强大压力，与朝鲜劳动党有“友党”关系的社民党成为众矢之的，偏右的政治势力更是借机大做文章，宣扬对朝采取经济制裁等强硬政策，在近乎狂热的对朝舆论批判中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个典型事例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演讲中谈到暴力分子在主张与朝对话的外交官田中均家安置爆炸物一事时，说“这是田中应得的报应”，这一煽动暴力的发言竟然为不少人所认同，舆论已经不理智到何种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解决绑架问题难度之大，一方面在于朝鲜宣布该问题已经解决，并要求日本就过去的历史加害问题做出清算；另一方面，日本警方认定的绑架问题事件和受害者是10件15人，朝方只承认13人，其中5人现在日本，另外8人死亡。而由绑架问题受害者亲属组成的民间组织和支持这一组织的议员联盟则提出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受害者名单，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更大的“可能被绑架者名单”，究竟朝方给出什么样的答复，才算是“完全解决绑架问题”，日本政府内部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能确定的只是目前的最低目标，即从朝鲜要回5名归国者的在朝家属。

　　更为重要的是，绑架问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日本国民对朝鲜的敌视感情，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直接体现在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上，而且是长时间的。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作者：华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