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编译

　　在瑞典行将对欧元进行全民投票之际，外交大臣安娜·林德的遇害动摇了这个北欧国家安宁稳定的自我形象。

　　其实，在9月10日这位政坛女明星在一家百货公司购物遇刺之前，那种自我形象已经开始褪色了。瑞典正愈发远离过去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少年儿童可以无忧无虑自在玩耍的开放社会。

　　现年72岁的老太太玛伊丽丝·约戈布兰特感慨道,当她在距离斯德哥尔摩西南方约40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长大时，没有人会想到给家门上锁。现在，她哪怕只是去谷仓砍柴也要锁门。

　　在乌普萨拉大教堂为林德举行的悼念仪式上，大主教哈默问道：“以一种开放的方式生活，难道已经不再可能了吗？”

　　暗杀不再是美国的专利

　　这些问题不仅在瑞典，而且在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也引起了共鸣。

　　在两位肯尼迪(总统约翰和其弟参议员罗伯特)及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时，欧洲人还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美国。

　　但十几年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至今仍未破案的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案、1990年德国发生的拉方丹遇刺案，以及去年发生的荷兰政治明星弗图因遇害案。这些事件虽然彼此没有关联，但它们都为欧洲政治家和公众之间开放、面对面的关系投下阴影。

　　约戈布兰特和记者喝咖啡聊天时，称林德“长着一张与众不同的和善脸庞，向世人展示瑞典种种美好之处”。

　　约戈布兰特亲眼见证了瑞典经历的巨大变化：移民将多元文化带进这个曾经同质的社会；足不出户的居家母亲已经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享受大量国家津贴的幼稚园。

　　犯罪现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度高涨，1990年代渐趋平缓，但强奸、凶杀等暴力犯罪则持续上升。2002年，瑞典发生了219起杀人案件，较之1995年的179起上升了22%。

　　约戈布兰特曾作为传教人员在泰国生活了35年。她说，5年前她回来时，瑞典“已经成了一个完全不同、堕落败坏的社会”。

　　政治家亲民作风受威胁

　　在邻近的克拉克托普村，54岁的教师伯恩哈德·耶尔默将瑞典政治家不需要保镖的说法斥为“一厢情愿”。

　　“安娜·林德遭遇的是(政治家们)装作没看见的瑞典社会的另一半，”在挖排水沟的间隙，他说道。

　　对他来说，在帕尔梅和妻子在看完电影步行回家途中遭枪击身亡的1986年，瑞典便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瑞典了。

　　在那之前，国王和王后无须任何保护，也会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漫步；当了23年首相的埃尔兰德，出门习惯搭乘地铁。在其他北欧国家，首相、总理不带警卫慢跑，政要和家人一同逛街的现象司空见惯。

　　正是这种亲民作风，让那些哀悼林德之死的瑞典人和其他欧洲人最为怀念。

　　首相佩尔松在宣布林德不治的消息时称：“我们国家以其社会的开放、民主，民众和民选官员之间的亲密无间而闻名于世。这是一个独特、宽容的社会，而林德正是这一切的完美代表。”

　　芬兰总理万哈宁指出，这是北欧国家长期培育的开放社会遭遇的“一大挫折和震撼”。

　　挪威首相邦德维克也表示：“这是对我们开放式民主制度的攻击，我们必须多加小心。但我仍然觉得很安全……如果我们都因此自我封闭，我们将失去北欧社会的部分开放性。”

　　“正是对僵化老套的政界人士生活方式的拒绝，使林德成为一位富有吸引力的领导人和未来首相的热门人选，”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倘若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在瑞典或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绝迹，那将是一大悲剧。”

　　安全部门备受指责

　　此事还引发了外界对瑞典政府安全警卫机构SAPO的严厉批评。

　　“让我震惊的是，帕尔梅遇刺身亡后，责任部门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斯德哥尔摩大学犯罪学教授约尔济·萨涅基说。

　　在帕尔梅遇害后，瑞典仅有国王和首相受到全天24小时保护。

　　SAPO的官员承认，林德的保安确实可以搞得更好，但“事前没有迹象表明林德正在受威胁，这正是她没有保镖防护的原因，”SAPO的代理局长库尔特·马尔姆斯特罗姆在接受一家瑞典电台采访时说。

　　萨涅基教授对此不敢苟同，他指出：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正致力于劝说瑞典人在周日的全民公决中接纳欧元，而林德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在政治论战白热化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判定没有危险存在呢？如果是我是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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