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瘟疫吞噬非洲：一对艾滋病孤儿的故事(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27日14:53 金羊网-羊城晚报

死的悲凉　　一对艾滋病孤儿催人泪下的故事

　　图：在灰暗的烛光下，莫莉的堂兄弟们在复习功课，她则呆坐在一旁出神。此时，她哥哥正在学校里呼呼大睡

　　被亲族遗弃的孤儿

　　在肯尼亚的东卡甘地区，一个散落在广漠黄土上的村庄里，有3000居民，其中1/3的人口患上了艾滋病。遗下的400多名孤儿，许多都孤苦无依地为生存而挣扎。穿过高高的茅草和泥泞的小径进入这个村庄，村民主要是罗族人———肯尼亚第二大种族。这个村庄地处肯尼亚最贫困的地区。低矮的小屋茅草覆顶，三三两两散落在平坦的原野里。阳光炽烈、久旱无雨，原野一片灰白，布满干涸的裂缝。枯萎的玉米苗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跟非洲许多乡村一样，这里没有汽车，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感染了艾滋病的大人们已濒临垂死，他们在只有一个房间的诊所里徘徊，虚弱不堪，无望地乞求医生给片阿斯匹林来缓解疼痛。这里没人买得起在西方可以得到的救命药。

　　有些大人甚至来不及问他们的亲戚能否收养他们的孩子就去世了。中间一代的损失是惊人的。村庄低矮的茅屋周围，随处可见新隆起的小坟包。

　　卡斯特罗尔·V·奥蒙代是家里的长子，今年13岁。他笔直地站在那里，肋骨根根凸起。奥蒙代得照顾11岁的妹妹莫莉，母亲生病时是莫莉照料的。现在，那段痛苦的经历总是萦绕着她。莫莉穿着破旧的粉红色衬衫和蓝裙子，脸上鲜有笑容。

　　莫莉的叔父约翰·O·尼亚尔也接济他们兄妹，但他承认得优先照顾自己的孩子。吃午饭时，莫莉只有花生，而她的堂兄却吃着鱼。她盯着表兄的盘子，觉得很落寂，走出了叔叔的土屋。

　　“我很愧疚，但这就是现实”，尼亚尔低下了他的目光，“我们在努力，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些孤儿则被他们的亲缘家族完全抛弃。艾滋病出现前，这种现象在非洲非常罕见。

　　陋习剥夺孤儿生存

　　在罗族习俗中，出殡宴席是最重要的大事。为了表达对死者生前的敬意，亲朋好友乃至饥饿的人都经常远道而来参加。葬礼经常比婚宴的规模更大，一顿丰盛的宴席是必不可少的，往往罄尽家里仅有的几头家畜和微薄的积蓄。这一习俗业已成为艾滋病孤儿的新负担：当亲友们散席回家时，孤儿们已无有果腹了。

　　在非洲，一头奶牛或一群鸡雏犹如一笔银行存款。在禽畜都被宰杀之后，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卖，甚至连鸡蛋和牛奶都没有了。

　　卡斯特罗尔和莫莉的母亲甫一入土，丧宴就开始了。三头母牛被宰杀了，接着，亲戚们又杀了20只鸡和4头公羊。孩子们的妈生前曾要求暂不举行这么费钱的仪式。他们的父亲也要死了，她想给孩子们留点积蓄，但是没有人听她的。

　　相反，亲戚们极尽奢华，吃掉她家里一切能吃的东西，喝掉一切能喝的东西。几乎所有出席葬礼的人都吃得快要撑破肚皮为止。莫莉兄妹什么都没吃。他们看护着昏睡的父亲，他已被艾滋病引发的腹泻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一个月后，他们的父亲也去世了。丧宴循例举行，这次吃掉了剩下的奶牛和鸡。这对孤儿现在仅有一袋花生。莫莉忍饥挨饿，总向老师抱怨说头疼。邻居的莉莉家也办过类似的丧宴，她现在只能撅草为食。

　　没有校服的脏学生

　　前些天，莫莉带着母亲的照片向学校走去，她将照片珍藏在衣兜里。莫莉决定坚持去学校。步行需45分钟，尽管她没有鞋子、没有早餐也没有校服。没有校服是最令她难受的。她的朋友都有深蓝色的套服，甚至还有大红的、蓝色的或橙色的纺线书包，而她只能把课本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我真的感觉很坏”，在向学校跋涉的途中莫莉说，“我看上去很笨”。但让她的老师们困扰不堪的则是更现实的东西：食物。义务小学教育今年开始在肯尼亚全国施行，但是午餐仍然需要自己解决。

　　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校长奥迪耶诺说，他学校里400名学生中就有100人是孤儿，这使学习几乎无法进行。他说，自从母亲去世后，莫莉就不再洗漱自己，成绩降下来了。莫莉在班上不再说话，当别人在操场里唱歌和嬉戏时，她独自躲藏在一处小角落里。有个老师路过遇见了莫莉，称赞她很勇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莫莉只是皱了一下眉头，转身离去。她已经开始缺课了。她哥哥卡斯特罗尔还来学校，不过上课时总呼呼大睡。在父母去世前，卡斯特罗尔在班里名列前茅。

　　学校里增设了有关耕作的课程，以便于孤儿们至少学会为自己种点粮食。同时，奥迪耶诺在考虑开设生理卫生。

　　把父母们的照片挂起来或许是个好主意，他说，因为他可以用这些照片帮助孤儿们免除（过去痛苦的）记忆。不管用哪种办法，他首先需要有一种办法让学生们回到课堂上。

　　·洪庆明·编译

　　生的沉重

　　一个爱心使者令人钦仰的心路历程

图：陆米迪先生在孤儿院里与收养的艾滋病患儿嬉戏　　有坟墓的“天堂”

　　P·陆米迪收养过、爱过和埋葬过100名儿童。他今年34岁，未婚。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固有的一片仁爱之心：像一位父亲、母亲和兄弟般地对待被遗弃的艾滋病孤儿。现在，作为内罗毕附近乡村里一家名为纽姆巴尼孤儿院的院长，他尽其所能收养了91名儿童，他们都是HIV呈阳性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徘徊于生死之间。眼下，有一个叫萨缪尔的小男孩濒临在死亡线上。

　　纽姆巴尼孤儿院几乎完全由外国的捐助者支持着。被收养的艾滋病弃儿们生活在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里，每个家庭都有全职的女工作人员照料，她们被称作“室母”。孤儿院里有受过专门培训的医护人员，有喷泉、草坪以及花样繁多的玩具和秋千。自然景致也非常的美，松树、仙人掌、果树和菜蔬郁郁葱葱。

　　这里犹如天堂，不过天堂里没有坟墓。在卷心菜园子后面，一棵高大挺拔的桉树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13个小巧的木制十字架。大多数死去的孩子的遗体都被他们的亲属领走了，这些十字架是那些无人认尸孩子的墓碑。

　　生活在纽姆巴尼孤儿院里的是非洲不幸儿童中的幸运者。外国捐赠者所赠的昂贵的抗逆转录酶素（一般叫作ARVs），使他们开始有了打破厄运的机会。自从这种药品上市3年来，孤儿院里的死亡率大大地降低了。以前，纽姆巴尼孤儿院几乎每月都有一名儿童夭亡。

　　不堪承受之重

　　自孤儿院1992年建立以来，陆米迪先生与这些艾滋病患儿日夜相伴。“他们生病了，就像我自己生病一般，”陆米迪说，“我看着他们成长，逐步地了解他们，渐渐地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上了他们。然后，我看着他们病倒，我已亲历100个孩子死亡了。我握着他们的小手陪伴他们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参加每一次的葬礼，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去。”

　　穿着蓝色西服的陆米迪看上去干净利索，说话完全没有一个献身者的自负。“死亡总是刺痛你，死亡让你心力憔悴”，他说，“1999年一名11岁的小女孩去世后，我几乎离开了这里。我几乎无法忍受，它太沉重了。但我转而又想：‘如果我离开了，会对护士、室母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效仿我，也都离去吗？’我应该留下来。”

　　留下来意味着与一群孩子打成一片，这些孩子心理上都遭受了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创伤。

　　弃儿们都经过学校的磨难，“他们受到其他孩子甚至老师的残酷对待。”陆米迪说，“他们被告知他们就要死了，人们争相避开他们。”

　　另外一个问题是青春期的来临。陆米迪说：“一旦他们长到十五六岁，就会问自己的未来是什么。问题是他们想参与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渴望过上与他们同龄的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有性生活、有婚姻、有孩子。医生告诉他们说这一切都可以得到，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殊非易事。”

　　对这里所有的艾滋病患儿来说，最大的创痛来自于死亡。“他们开始担心，认为自己将是下一个，”陆米迪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竭尽全力给他们以希望和帮助。”

　　面对死亡强作笑

　　纽姆巴尼孤儿院有一间“护理室”，规模虽小却设备精良，有全职护士护理。在ARVs出现前，护理室里经常挤着七八名儿童，一旦进来几乎就很少能出去，以至于孩子们都把这里看作死亡室。萨缪尔就在这里。

　　小萨缪尔每隔20秒左右就咳嗽一次，咳嗽声犹如从他胃深处的空谷里挤压出来的。陆米迪说：“萨缪尔身体系统彻底崩溃了，他已处于弥留状态。我们唯一给予他的帮助就是缓解他的疼痛。”任何药物对萨缪尔都已不起作用了，他对什么都没有反应。

　　陆米迪与萨缪尔一起生活了7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个人拥有的深沉的平静，他总是时常面带笑容，但极少开怀大笑。或许，你可以假想，他保持这副形象是为了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中创造一种必要的氛围。

　　4年前，当艾滋病夺取一个11岁小女孩生命的时候，他几乎丢掉了这副笑容。这个女孩叫卡罗琳，她没有家庭，死后就埋在孤儿院里。跟她一起来孤儿院的还有比她小3岁的弟弟。对7岁的卡罗琳来说，弟弟是她生命的另外一个终极，因为她要照顾他。弟弟乔治是她生命和爱的焦点，弟弟的生命给予了她的生命以快乐和意义。

　　弟弟死后4年，她也病倒了。但她一再拒绝进护理室。陆米迪去看望她的时候，她不断地大哭大叫，“完了完了”，“我希望我能活下去，我希望我能康复”。

　　卡罗琳在一个星期天终于死了。护士告诉陆米迪说：“她告诉我，‘我要走了’，那是她最后一句话，翻过身去像要休息一般，死了。”卡罗琳的死对陆米迪打击极大，他甚至不相信卡罗琳就死了，他幻想着奇迹，但什么都没发生。

　　·洪庆明·编译

　　短评

　　在搜集、阅读和翻译这些新闻背景故事过程中，非洲艾滋病弃儿和患儿这些悲惨境遇，令人止不住潸然泪下。艾滋病肆虐黑非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苍白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在忙碌的世人们头脑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有走近那些苦难的生命，我们才能真正地体验到揪心的切肤之痛。

　　对苦痛的麻木，是人性的悲剧；对灾难的漠视，是文明的耻辱。所幸，人性没有湮没，文明也没有沉沦，26日刚刚闭幕的第13届非洲艾滋病与性病国际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围绕“让病人得到医疗和关爱：任重道远”这一主题，回顾和交流了过去两年来非洲各国防治艾滋病和性病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并制定了非洲应对艾滋病与性病的有效战略和优先事项。

　　然而，苦难激发的人道力量，会议上的激昂气氛，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利润铁律面前，时常黯然失色。大医药公司研制生产的昂贵专利药物，以及贫穷非洲人有限的购买力，一直是防止“世纪瘟疫”蔓延的最大障碍。非洲数百万艾滋病患者中，仅有76300人能够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医药公司廉价的治疗药品。

　　在这个威胁全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瘟疫面前，我们期待着，人类能够真正地发扬人道和文明之善，彻底剿除它所带来的触目惊心的苦难。当务之急是支援救助；长远之道在投资和教育，使这个饱受包括艾滋病等各种疾病肆虐的地区在经济和文化观念方面现代化。

　　·洪庆明·

　　数字

　　2002年新感染的成年人和儿童共500万，其中350万在南撒哈拉国家；

　　南撒哈拉国家有1000万15-24岁的青年以及300万15岁以下的少年是HIV携带者；

　　黑非洲现有1100万儿童因艾滋病失去了双亲或其中之一；

　　到2010年，非洲估计有2000万艾滋病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