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者玩命抢独家(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05日06:46 环球时报

台湾记者在紧张地工作。

　　李大力

　　台湾记者采访时那种死缠到底的劲头，以及“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提问态度，都是激烈竞争的媒体环境所造成的。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20世纪80年代访问台湾时，为了抢到独家新闻，某报女记者竟然通过通风口潜入他下榻的旅馆房间。还有些女记者为了接近工商界名人，也学打高尔夫球，以便能在球场上打探到内幕消息。

　　漏重大新闻等于被判死罪

　　在台湾跑新闻压力很大，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大报或大电视台的记者不但不能漏新闻，还得偶有佳作，也就是拿出自己的独家消息。许多台湾记者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对手的报纸，是否有什么独家新闻，或自己未出席某现场而漏了什么消息。如果漏了新闻，肯定要挨上司的批评，还要口头或写书面报告解释原因。轻则挨训，重则调离采访一线或改为内勤，若三番五次漏新闻，就会被炒鱿鱼。比较有经验的资深记者知道漏新闻在所难免，便攥着一则“独家新闻”在手上，准备随时拿出来将功补过。

　　台湾记者的最高目标便是搞到独家新闻。过去的政治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对立，除非记者人缘太差，被同行合力“修理”而独漏某新闻，否则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惨剧。但民进党上台后，常常利用意识形态制造各种矛盾，把当局或个人的重大决策在正式宣布前就泄露给两三家与其亲近的媒体，致使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媒体“漏报”一些重要新闻，进而打击该媒体的新闻权威。在两岸问题上持客观态度的某家传统大报，近十年来可说是受尽了台湾当权者的有形与无形“打压”。此前，该报对当局重大政策和人事变动的报道，几乎都是领先其他各报，但近几年却吃尽苦头。

　　记者独漏重大新闻等于被判死罪，但报出独家消息则是名利双收。台湾各家媒体为了鼓励记者跑到独家新闻，不惜发给巨额奖金，最有名的一例就是某女记者因为独家采访到菲律宾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而获一万美元的大奖。此外，各报社还针对独家新闻的性质和难度分级，如社长奖、总编辑奖和实时奖等，奖额从5万元到2000元新台币不等。

　　报纸很难抢到独家新闻

　　台湾媒体对独家新闻的界定和处理也非常有趣。比如电视台，谁最先到达现场，谁最先实时转播给观众，谁就可在屏幕上打上“独家”两字，直到另外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赶到现场，架好机器，也开始转播为止，这段时间都是该台的独家时段。不过有时候也会因此出丑，如两家电视台已先后开始转播新闻，但原来独家转播新闻的电视台的屏幕上还闪着“独家”两字，让跳台看新闻的观众觉得无聊。

　　电视台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独家的乐趣，报纸就难了。它得在出报前，确定没有任何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近几年还得加上网络）有相似的报道，才算独家。有些独家消息在报社内部处理过程中外泄，或者在进一步查证时走漏风声而“破功”。

　　台湾报纸过去偶尔会有某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在另一报却是三言两语交待了事的现象，这就是典型的“破功”。对手报纸在截稿前仓促获知该新闻，在信息不完整又无时间查证下，便以一栏小新闻破了对手的独家大消息。

　　台湾开放有限电视经营后，各电视台纷纷成立新闻部，使报纸的地位和新闻的重要性都受到压制，主导社会视听的不再是报纸，而是电视台。台湾电视记者都很年轻，又以女性居多，虽然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但往往都未经适当培训便被推到前台，常问些荒唐的问题；或者是在做现场时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例如，某女记者在报新闻时，因为和导播没联系好，竟然笑着离开镜头；或者把飞机绕场“一周”说成绕场“七天”等很荒唐的事。台湾的新闻教育界和专业社团经常对此提出批评，但因为经营权控制在一小撮不懂新闻只想抢收视率和广告的商人手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新闻环境越来越恶化

　　电视台老板只问收视率而不管新闻质量，也迫使编辑偏重色情和具有耸动效应的新闻，愈是不雅的画面愈是会被安排播出，用语粗鄙。目前台湾的电视新闻，经常出现政客互骂、杀人放火和男盗女娼的画面，整个新闻品味日趋低级。这两年再加上香港狗仔队进军宝岛，进一步恶化了台湾的新闻环境。

　　台湾报业两大巨子──创办“联合报系”的王惕吾先生和创办“中时报系”的余纪忠先生，生前都视新闻从业人员为知识分子，对杰出的记者和编辑礼遇有加。二老在位时，总是不定期与编辑记者约谈聚餐，既重视报业的发展，也关照同仁的待遇。几年前在这两家大报工作，不见得能发财，但肯定可以维持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水平。两人极少介入报社日常的编务，更懂得自我限制不去影响同仁的看法。台湾报业这个良好的传统，现在即便在两大报也大不如前，一方面经营困难，另一方面二老的后代对新闻事业的认知和经营手法都有了转变。

　　至于电视新闻的工作环境，更是斯文扫地。台湾几大电视网的新闻主管不但没有独立的编辑权，还经常被老板痛斥，身背房贷和孩子教育压力的他们只能唯唯诺诺，少有敢拍桌子说“老子不干了！”的勇气，其结果必然是任凭老板依商业利益和好恶操控新闻走向，甚至沦为向政客献媚的工具。这是台湾新闻在迈向自由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