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用文化入侵东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05日06:48 环球时报

爱德华·萨义德

　　吴琼

　　编者按：9月24日，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因白血病在纽约去世，享年67岁。萨义德一生都在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摇旗呐喊，或许可以说，他可能是除阿拉法特之外最著名的巴勒斯坦人。今天，再读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有了一层更深的意义。

　　身在美国，心系巴勒斯坦的爱国学者

　　1935年11月，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和开罗接受西方教育。少年时因1948年以色列建国而失去家园。但由于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美国军队，萨义德取得了美国国籍，并在中学毕业后到美国求学，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自1963年起，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

　　萨义德虽早已加入美国国籍，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巴勒斯坦。萨义德曾担任被称为“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著书撰文、接受电视采访，极力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吁。1991年，萨义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他毕生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巴勒斯坦能与以色列一起携手努力，在巴勒斯坦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平等相处的单一的世俗国家。

　　同时，萨义德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1978年，萨义德以《东方学》一书一举成名。《东方学》被誉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使中东问题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萨义德1993年发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可以说是《东方学》的姊妹篇。

　　西方人把东方定义为被掠夺的客体

　　帝国主义，一个幽灵般的名字，以其武力、血腥、压榨纠缠着被殖民地区的躯体，成为遍布地球各大洲的殖民地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更有意思的是，西方人自己把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世界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就表明，空间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实施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对象，而且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自由、公正、平等、博爱，是帝国主义灌输给其殖民地的“软性饮料”；枪炮、可口可乐加民主，保证了帝国主义逻辑的真理性。因此，帝国主义的事业不仅仅是空间的征服，而且还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此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文化经验的关系、帝国主义与自身文化经验的关系、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混杂与流动、文化身份的认同等等，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以中东地区为对象，探讨了帝国主义是如何以话语想象地构想出所谓的东方形象。在他看来，在西方人的文化与地理认知中，东方向来是一个异化的空间；许多西方作家笔下的东方，往往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并拥有丰富资源的疆域，西方人既可以在那里驰骋其浪漫的情怀，又可实行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总之，在西方人的文化中，东方已然被定型为浪漫化和掠夺的客体。萨义德称此为“东方主义”。作为《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把视野扩展到了中东以外的其他殖民地，如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他通过对简·奥斯汀、加缪和康拉德等英法作家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了西方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即一方面欧洲人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经验；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又是如何借助来自欧洲的有关解放和启蒙的大叙事来反抗帝国主义。

　　后者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觉醒，不如说是帝国主义话语的一种变相强化。尽管在二战之后，帝国主义随着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已日薄西山，尽管直接的殖民主义在今天已基本完结，但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领域中徘徊，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质疑美国的强国政治

　　在萨义德看来，帝国主义的“西方/非西方”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仍是今日西方世界用来建构其话语的主导修辞，只不过控制这一修辞的帝国已从19世纪的英法转向了美国。美国鼓吹的“世界新秩序”的论调与此前的老牌帝国主义使用过的花言巧语如出一辙，无非是“我们注定要领导世界”之类的话语。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前言中，萨义德针对美国的强国政治说过一段令人警醒的话：“每个追求世界统治权的政治中心都说过并做过许多同样的事。管理弱小民族总少不了诉诸权力和国家利益；当形势变得有些棘手，……便会出现同样的摧毁欲。然而，竟有人矢口否认这一点，……可是，正如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所证明的，与这种矢口否认伴随而来的正是不停地犯这种错误。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们竟与这些做法沆瀣一气。”这不啻是对英美借反恐怖主义之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最好诠释。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萨义德是在为恐怖主义辩护，因为在这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要不要反对恐怖主义，而在于当强国指认某个国家或民族为恐怖主义分子时，它是否考虑过到底谁是造成恐怖主义的真正历史源头?那其实就是它们自己！尤其是，当这些强国借反恐之名掩盖其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意图，使战争合法化时，那些所谓保护人类安全的说法就显得多么的可笑。

　　萨义德一再强调，在后殖民时代，文化都是混杂的；同样，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的身份也是混杂的。正如萨义德讲述自己的身份时所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萨义德认为，他的这一身份使他更容易理解双方。但是，如果我们记住这一身份本质上是流动的，那么，萨义德的这种自信似乎是可疑的。毕竟，作为一个有着阿拉伯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他对美国强国政治的质疑究竟是一种作秀还是一种立场，究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私还是一种坚持差异的信念，这似乎是他个人所无法决定的。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萨义德其人其说的一个魅力因素。

《文化与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