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加沙记者/周轶君

　　以色列总理沙龙9月26日宣布，以色列“总有一天”要驱逐阿拉法特。这无疑是“8·19”自杀式爆炸后以色列执意清除阿拉法特的最为强烈和明确的“最高指示”。

　　假如明天阿拉法特就死亡或者被驱逐，自杀式爆炸就停止了吗？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吗？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9月12日头版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谁都没有解决办法”，讲的就是驱逐阿拉法特之后以色列将面临的尴尬境地。因为巴以冲突不是阿拉法特“一个人的战争”。

　　谁制造了自杀式爆炸？

　　这里是9月9日我写下的日记：“晚上11：30，耶路撒冷又挨炸了！地点是圣埃梅克雷法伊姆街上的希勒尔咖啡馆。我在耶路撒冷出差期间一直住在这条街尽头的一家教堂旅馆，希勒尔咖啡馆是最常去的地方。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就坐在紧靠门口临街一张小桌旁。这里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因为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刚才在电视里看到，就是我坐过的那个地方，桌子已经被炸塌，头顶希勒尔的广告牌倒挂下来。那个广告牌是红底一个黑色的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希勒尔，那就是在去希勒尔的路上’。现在，那些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4天后，我再次来到这家咖啡馆门前。“首先听到的是吉它声，十几个以色列小伙子围坐在地上，为死难者唱歌。一地烛火。

　　曾经坐过的凳子已经看不到，因为整个咖啡馆被纸板包起来。外面贴着死难者照片，烛火，鲜花映衬着他们依旧灿烂的笑容。七八个保安在这里巡逻。旁边一个报摊上好几种报纸头版都是阿拉法特的面孔。以色列内阁原则同意驱逐他。”

　　事实上，同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我不是没有“尝到人体炸弹滋味”的可能。我在以色列被迫坐过两次公共汽车。每次都紧张得要死，不时打量身边的人，搞得人家倒怀疑起我来。即使走在大街上，身边有公共汽车开过我都会紧张，担心那是一颗流动炸弹。

　　9月9日自杀式爆炸发生后，我打电话给一名以色列朋友，他正在一家酒吧。我说，赶紧回家吧。他却说，你才要当心，以色列很快会对加沙报复。这就是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处境，我们不是在喊一些不着边际的口号，我们在用生命体验。

　　以“恐怖活动”定义来看，自杀式爆炸属于此列。它的目的不在于杀死敌人，而是以伤害平民、制造恐慌为目的。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背后有深层次的复杂的含义。那些背上炸药包去自愿送命的年轻人，究竟是了为什么？为什么“自杀袭击”在巴勒斯坦人中得到普遍支持？

　　当然，不可否认，自杀式爆炸实施者中不乏研究生、大学生和女青年，不乏个别家产万贯的有钱人。如果说这些衣食无忧发动自杀式爆炸者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战觉悟的话，绝大多数其他自杀式爆炸者则有着穷困和屈辱的社会背景。针对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自杀式爆炸和其他袭击，贫穷是其温床。对于一些巴勒斯坦人来说，生不如死。在加沙，本地人一般有些地产，生活还过得去。占人口80%的外来难民就比较惨。我见过贾巴利亚难民营里的一个家庭，60平方米的土胚房里住着18口人。加沙处于以色列完全封锁之下，失业率高达70%，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生活，不懂得惜命。

　　如果没有占领、没有封锁，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吗？造成巴勒斯坦人贫困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当然是长达27年的占领。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低效运转，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城市的封锁、宵禁等“集体惩罚”，又加剧了这一状况。

　　针对以平民为对象的暴力袭击，以色列当然需要防卫，但不要忘记“防卫过当”这个词。沙龙崇尚“威慑政策”，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态度赢得国内普遍支持。可是这种政策是否奏效？1970年8月沙龙受命清理加沙地带的“恐怖主义”。他扬言7个月肃清加沙，手段是武力恐吓、威胁当地居民，使之不敢同“恐怖分子”合作。比如，追赶“恐怖分子”时，毫不犹豫毁掉大片果园、庄稼，起到震慑作用。短时期内，沙龙尝到了甜头，“恐怖事件”得到遏制。可是放眼来看，30多年后的今天，加沙地带针对以军士兵和定居者的袭击“死灰复燃”，而沙龙使用的手段还是老一套而且变本加厉，只是改了名字，叫作“集体惩罚”，有时简直滥杀无辜。2002年12月，以军炸毁加沙地带一栋民房，一名怀孕5个月的妇女来不及逃出，葬身废墟。原因是她八杆子才打着的亲戚参与“恐怖活动”。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占领”依旧存在，只要巴勒斯坦老百姓认为自己还在占领者的“压迫”之下，“恐怖”就有市场。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说，以色列该选择“威慑安全”还是“合作安全”（见《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一书）？安全要靠威慑取得，和平也因此成为“恐怖的和平”。冷战结束后，“威慑安全”在世界许多地区为“合作安全”概念所取代，即通过建立相互信任、军备控制、经济合作等措施来保障彼此安全。“威慑安全”只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正如以色列所拥有的核武力量威慑中东其他国家，其国家安全已经有了保障；但“威慑安全”无法保障公民的“个体安全”，正如以色列人仍频频遭到袭击。所以，解决“个体安全”只能通过“合作安全”来实现。

　　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说得好，“全世界都同情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但希望它不要把自身生存变成另一个民族受难的理由。”

　　当然，中国一些网民根本不承认“占领”这回事。以色列是否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对于这个“正本清源”的问题，大家引经据典，考察各种停火线、边界线，争得很凶。别说联合国的多项决议已经白纸黑字地界定了这一事实，也别说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等“鸽”派承认这一事实，就是沙龙本人前不久也亲口吐出了“占领”这个词。以色列领导人承认的法理事实，中国的部分网民反倒不承认呢？岂不荒唐而不可理喻？

　　巴以之间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更复杂的经济控制权等问题。一名中国网民说巴勒斯坦人要是乖乖的，就能到以色列打工，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要知道，巴勒斯坦进口的85%来自以色列，90%的出口流向以色列，以色列还扣着巴方的税款不还，在这种畸形经济形势下，才会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把给人家打工当作“幸福生活”。如果“有奶便是娘”，岂不是所有的外来占领都可以商量，可以接受？

　　阿拉法特不要和平吗？

　　几乎不可能给政治人物下定论。不同角度看去，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正如前文提到的沙龙，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他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他就是个“刽子手”。在此，我无法全面评论阿拉法特，只想讲讲个人理解。

　　从沙龙政府的角度看，阿拉法特的确是“和平障碍”。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在世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从拒绝在戴维营签字就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所以，沙龙政府深信，在阿拉法特手里，不可能实现以色列人“设定的和平”。

　　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中，阿拉法特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揭竿而起，历经风雨不改初衷，是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面旗帜。当然也有人对他不满。奥斯陆协议没有带来和平，巴勒斯坦人中间普遍存在失望情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更是激起民怨。2002年5月阿拉法特到杰宁讲演，他的讲坛都被人砸了。

　　但无论如何，今天阿拉法特已经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象征。以色列威胁要驱逐他，就是对全体巴勒斯坦人的侮辱，这道“驱逐令”大大加强了阿拉法特的影响力，“帮助”他重返舞台中央。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拉法特不想要和平吗？在和平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是74岁的阿拉法特梦寐以求之事。但是，他对和平有自己的定义。他无法为以色列定义的“和平”放弃被占领土、放弃圣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等等。这不是他一个人对和平的定义，巴勒斯坦民意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也迫使他无法做出让步。至于阿拉法特奉行的准则多大程度上为巴勒斯坦老百姓带来好处，还要看如何定义“和平”。巴勒斯坦内部有人认为，抛头颅撒热血也要收复失地，有人则认为，无论谁当家作主，只要不打仗。

　　阿拉法特没有对“恐怖组织”下手，有多种原因。从现实情况看，打击哈马斯等组织，必然引起巴勒斯坦内乱。9月19日，巴勒斯坦警察仅仅逮捕了几名涉嫌绑架警官的哈马斯，哈马斯就砸了加沙警察局，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据我了解，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虽然不支持哈马斯，但政府不应该自己人打自己人。哈马斯作为一个宗教社团植根于巴勒斯坦社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成功说服了美国官员们，停火胜于打击。一旦局势稳定，经济复兴，哈马斯自然失去人心。沙龙政府讲的“恐怖”，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是“反抗”，在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在占领没有结束的时候停止“抵抗”，解除“抵抗者”的武装非常困难。

　　阿拉法特对哈马斯做过“捉放曹”的事。前门抓了哈马斯，后门放走。大国也好，邻国也罢，包括哈马斯在内都是阿拉法特手中的牌。玩好了，和谈成功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他也一样是名垂青史的大英雄。“胜者为王败者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9·11”以前，谁也不会想到“恐怖分子”的帽子会落到阿拉法特头上（当然，这也只是以色列一家扣给他的大帽子，美国并没有说阿拉法特本人是这类人物）。局势转变得如此之快，“反恐”大旗所指的一些地方，弱者打强者就是恐怖行为。

　　说到底，巴以冲突是一场较量，无论沙龙还是阿拉法特，每一方都在捍卫自己。 编辑/林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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