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王缉思

　　霸权行为的国内制约

　　像施莱辛格这样一位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的著名学者能够如此深刻而尖锐地批评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称本民族为“最可怕的民族”，这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是不容易想像的。在政治家中，卓尔不群的是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他在各种非议和讥讽面前，勇敢地发表了揭露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决策中不可告人的内幕、否定自己言行的回忆录，并根据越战的教训，对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文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许多美国思想家、批评家对美国的反省，尽管囿于个人见闻和政治观念，现在看来还不够到位，但足以说明美国人是敢于而且善于反思的。这些批评家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思想库里十分活跃。除了学术追求、社会良知以外，许多人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利益考虑。在两党的政治角逐和宦海沉浮中，政治谋士同现行政策保持一定距离，针砭时弊，进行“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有时会有利于个人前途。无论其动机如何，效果有多大，知识精英对政府的批评和质疑，对美国的霸权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众参与，也给美国的对外行为和政策选择划定了几个界限。第一个是权力和权威的限制。总统虽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谓“帝王般的权力”，但在发动大规模战争、国防预算、军事战略、外交大政方针等许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机构的制约，无法独断专行，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决策。从整体来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服务于其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希特勒德国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对外政策那样，走向极端的狂热、短视和非理性。

　　20世纪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到了本国历史上狂热、短视和非理性的顶点。至少上百万越南人和五万多美国人直接死于这场战争。1973年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最后导致给美国带来巨大民族耻辱的失败。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主要是国际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的人民反战运动，也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政府决定撤军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经哀叹道：“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中、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的确，当时尼克松虽然还有权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但已经失去这样做的政治基础和道义权威了。

　　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外交决策的透明度较高，可预测性也较强。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如果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会在一段时间对该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利用危机，设定双方让步的底线，大造国内外舆论，与盟国磋商，而不会采取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并不说明美国霸权的“善意”，而是说明美国决策过程的复杂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应对危机、影响美国决策的机会，而不至于让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是道义的限制。由于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国政府无法垄断道德资源，不能自称是道义上的最终评判者。正像越南战争的结局所说明的，霸权的极端不义之举终究会在美国国内失去道义支持。当美国的外交孤立、战争的持久和惨烈、无数的生灵涂炭、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的腐败无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击……，一切都活生生地摆在美国公众面前时，所有为战争所做的辩解和动员都已无济于事。此后，美国人在对外军事干涉方面时，都会被越南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不得不给战争持续的时间、美军伤亡、对方的平民伤亡等等划出一条底线。

　　第四是信息传播的制约作用。虽然美国政府在冷战后的海外军事行动中竭力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特别是9·11之后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舆论一律现象更为突出，但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毕竟是封锁不住的。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性的反战、反美舆论和示威游行，在美国的媒体、思想库和民意调查机构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1970年，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4.7%，2000年这一比例已高达10.4%，即2837.9万的美国人是在国外出生的，相当于法国人口的一半，接近加拿大的人口。就此看来，尽管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出国的比例不高，但可以用来了解外国的国内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国际信息十分发达。

　　结 论

　　概括地说，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它逐渐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观”，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民族主义，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国内社会发展的体验，使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时候很少有道德顾忌，充满自以为是的领袖欲望。同时，在美国的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仍然存在着某些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因素，为美国霸权主义走向狂热和短视设定了边界。

　　对美国霸权行为的思想基础的探讨，同挖掘美国霸权主义的经济动机、战略利益动机和国内政治动机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简单逻辑，不能为美国的国际行为提供完整的解释。美国霸权行为的重要特征，正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非理性的冲动。美国物质力量的强大、科学技术的进步，部分来源于这种冲动。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的全球扩张，以及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反抗、反感和迷惑。人们可以用石油等经济因素来部分地解释美国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而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科索沃战争就很牵强。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等，都离不开某种地缘政治的考虑，却都与经济动机挂不上钩。但是，上述战争无一不同美国的价值观有关。

　　最后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霸权地位同霸权思想、霸权行为的区别上来。自从冷战走向尾声，人们一直期待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而事实情况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巩固的形势逐渐明朗，我们对多极化的表述则从1990年代中期的“加速发展”变成今天的“在曲折中发展”。历史进程说明，特定形态的国际格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苏联的迅速解体和消失出乎人们的想像，美国霸权地位的上升也违背人们的愿望。美国独霸的局面决不会是永恒的，但历史何时发展到美国迅速衰落的阶段，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把美国从霸权地位上拉下来，把世界上其他权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过了现阶段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能力，因而是不现实的。但是，外部世界却能够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和行为施加影响，对美国的霸权思想进行分析和批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霸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没有分化美国社会（其策划者也未必设定了这样的目标），相反却增强了美国的内聚力，进一步激活了美国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牵头的反恐国际阵线，巩固了它的霸权地位。由此可见，用恐怖主义活动来打击美国霸权只能适得其反，同它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也得不偿失。要有效地牵制美国的霸权行为，除了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折冲之外，还需要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便充分利用美国社会中制约其国家霸权行为的诸多因素。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思想基础根深蒂固。在美国没有从霸权地位上跌落时，要想撼动它的霸权思想，就要铲断那个单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改变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思维框架，使他们相信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值得羡慕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当听到外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四处插手的批评时，美国人经常不无得意地讥讽说：“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但又要悄悄补上一句：‘把我们带上’。”这就是美国霸权的逻辑！可以推断，只有当各国的美国领事馆门前不再人头攒动时，当美国形成向外移民的风潮时，美国的霸权心态才会泯灭，多极化时代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