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失衡的全球经济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最近在迪拜举行的西方七国会议上，世界主要工业化经济认可了使全球恢复平衡的基本前提是对美元的调整，虽然这种认可姗姗来迟。

　　如同其它的政策陈述一样，七国会议公报通常也是含糊其词的。但在我看来，9月20号七国迪拜会议公报却清晰明白。两个词就说明了一切：“灵活性”和“市场机制”。七国财长终于承认，“……汇率上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主要经济体为熨平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而做的基于市场机制的普遍性调整。”字面上来看，这是说外部失衡的危险源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亚洲（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欧洲）的盈余——现在成为关注的焦点。我认为这也暗示要求日本停止操纵日元币值的行为。信息的核心在于，一个失衡的世界要求弱势美元。现在看来基于市场的货币调整是以相对价格变化的形式出现的，这有可能矫正极深的全球失衡。

　　世界将如何从美元的有序贬值中获益？从美国的角度而言，弱势本币将使得增长动力从国内需求转向出口。考虑到美国的大规模外部融资需要——平均每交易日超过2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外国投资者很可能需要对货币风险的补偿。这导致较高的实际利率从而抑制国内需求。这一结果对于美国重建国民储蓄将至关重要：断绝美国对国外储蓄的依赖，以及用以吸引资本流入的经常项目赤字。另一个重要的题外之义是，弱势美元也会有助于美国的反通缩进程，从输入通缩转为输入通胀。

　　当然对于全球而言，货币市场的相对价格调整大致是个零和博弈。对于那些将承担美元调整主要成本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他们受到的影响基本上与美国相反。日元和欧元相应升值将降低其出口商的竞争力。这将促使二者采取行动提升其长期不振的国内需求。在这两种货币被人为低估的情形之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应更倾向于适应性调整。但我希望对日本和欧洲的关键性影响在于加速其改革。

　　日本长久以来一直是重新平衡之路的大绊脚石。两个原因能解释为什么现在它改变了立场：经济增长与政治。2003年日本经济增长4.0％，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3.0％。在这两个意义上，日本都是七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另一方面，首相小泉也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在自民党党首选举中获得了61％的选票，为11月的大选胜利打下了基础。

　　迪拜公报向欧洲传递的核心信息同样严峻：欧洲的改革压力甚至更为紧迫。这并不是说欧洲以前在这方面毫无进展。施罗德政府不仅加速了减税步伐，还推进了计划中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与社会保障改革。同时法国政府顶住了这个春季的广泛抗议，继续推进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下一个议程则是医疗保险改革。奥地利的养老金改革和葡萄牙的公司税改革也有进展。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全球重新调整的压力集中到了货币面，虽然迪拜的突破意味着美元调整的负担将由欧洲转向日本，但是这并没有使欧洲脱身——欧元仍很可能保持强势。当前良药苦口，但最终对欧洲和全球经济是个好消息。

　　迪拜公报没有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确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盯住货币并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我曾详细论述为什么不应将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和发达世界相提并论。缺乏稳健的金融体系和自由运行的资本市场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开放资本项目，或是采用先进国家能适应的灵活汇率。当然这些因素不能被看做永久性的。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和繁荣之路上的进展，汇率灵活性作为其增长战略的重要因素将更为现实。

　　对于美国来说，迪拜同样是一个分水岭。美国支持重新平衡的背后动机不难猜测。起作用的是政治和经济间越来越强有力的互动：不创造就业的复苏与小布什的连任目标无疑背道而驰。财政和货币工具都已悉数用上，作为仅存的对饱受困扰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刺激工具，汇率选择具有新的、关键的重要性。这些战术能否起作用仍有待观察。考虑到这些风险，我感觉布什政府现在已经决定对大选前可能的经济下滑（如果目前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采取更多保险的措施。这对弱势美元在美国的扩张政策组合中赋予了新的突出作用。在此，经济学原理和政府站在一边，因为美国经常项目的巨大赤字急需美元贬值。（来源：财经/史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全球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