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日关系关键词：新时期新思维(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3日15:30 新华网

　　有关中日关系问题，本刊已做过多次讨论也特做了专辑。但关注此问题并希望能开具药方的学者仍不断掷稿。本期我们选登冯昭奎先生对新时期中日关系的探讨文章和资中筠先生收录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的一篇文章，文中强烈表达的观点不仅仅是犀利，更激发我们从更广角度和更深层次的思考。今后我们仍会陆续发表这样的文章。

　　——编者手记

　　世界知识 2003年第20期作者：冯昭奎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中日关系要真正出现新局面，不可能仅凭中国一方面的“对日新思维”来推动，也需要日本方面出现“对华新思维”。

　　如果要对今年的中日关系选关键词的话，我会选两个：一个是“新时期”，一个是“新思维”。中日关系正迎来“新时期”

今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了日本，访日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日关系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如9月8日，吴邦国在演讲中谈到“中日关系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相互需要日益上升，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合作领域明显扩大。”9月10日在大阪接受日本广播协会专访时，他又一次强调“中日关系迎来继往开来的新的发展时期。”据此，笔者愿将“新时期”选作2003年中日关系的一个关键词。

　　尽管今年中日之间依然发生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取得了一系列实际进展，这包括5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的会晤；9月吴邦国委员长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对日本进行的成功访问；小泉首相不止一次地强调日方也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意味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开始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语言，当然人们还期待小泉拿出相应的行动；通过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访华，一度中断的中日军事交流重新启动；曾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停下来的中日部长级会晤大都得到恢复；中国从9月开始单方面免除日本游客的短期旅行签证、中日韩官民并举的计算机软件合作即将启动等一系列事实表明中日关系显现出日趋浓厚的务实色彩；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发起有关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在解决朝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表示希望并支持日本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等等。“新时期”的内涵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任何一方的“一厢情愿”都无济于事。本文主要从中国对日政策看“中日关系迎来‘新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在周边外交方面，为了在新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维护和保持良好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首要目标的中国政府，正在认真地将十六大关于“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主张落实到对日关系领域，从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尽管近年来导致历史问题等中日之间一系列问题的责任在日方，但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不是首先追究两国关系中出现问题的责任，而是以宽宏大度的姿态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并期待日方做出积极响应。

　　第二，十六大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9．11以后，“中美不对抗”正在形成为长期的战略格局，而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今后我们完全可能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安全问题的重点日益从传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这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长期趋势，尽管在东北亚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依然突出，但非传统安全地位的上升必将对包括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在内的各国国家战略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中国明确主张要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也包括中美之间一度出现的“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正在被注入新内容，这就是对付恐怖主义、地区非传统威胁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中日两国终将会认识到“携手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必将超过、至少不低于过去“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共同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需要必将成为连接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强韧纽带，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正在日益凸显中日两国战略利益交汇点。

　　第三，中日经贸关系的巨大发展正在使人们深切感到中日经贸关系对各自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2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33％）；日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累计达391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高达368万人次，友好城市达220对。中日经贸合作对解决两国各自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有重要意义。“要珍视、维护、推动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势头”，正在中日官方民间的各界人士中成为日益广泛的共识，特别是对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日本经济来说，有评论者认为，“神州大地刮起的经济强风，吹走了富士山上空的愁云”（香港《亚洲周刊》）。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然也有利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正如欧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中日乃至东亚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将可能起到“安全装置”那样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经贸合作以及其他领域的交往与交流的扩大，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情谊，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诸如历史认识等牵涉到人们的认识和感情的问题。

　　第四，在此背景下，既要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发展，又要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这种“双管齐下”的新局面正在成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一方面不能再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继续拖累、损害甚至倒推两国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需研究如何使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有效地发挥出有利于两国政治矛盾解决的作用，同时将维护并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作为对日外交的首要课题。

　　吴邦国在访日期间的讲演中曾引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中日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句凝聚了老一代领导人对日政策传统思想精髓的话，正日益体现在新一代领导人对日政策的实践之中，体现在中国将对日外交的着眼点放在争取民意、争取大多数日本国民方面。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日外交趋向积极、务实以及在朝核危机、滞日中国人犯罪等问题上注意到“日本国民的关切”的姿态，已经给极其关切朝核危机等问题的日本广大国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第五，“双管齐下”模式也体现在“同时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方面。尽管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研究尚未取得实际进展，但在“10＋3”框架下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正在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中日韩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入。

　　在推动地区合作中，中日两国越来越认识到，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它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两国在地区内部争夺主导权；中日两国离开地区合作而“单独奋斗”达不到提高本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的目的；刻意地想争当“头头”的结果，必将是谁也当不成头头。在这个问题上，法德两国在推动欧洲联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依然争论不休的“新思维”

　　从去年年底以来，马立诚、时殷弘在其各自关于对日关系的文章中提出了“对日关系新思维”、“外交革命”等主张，在中日两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在中国国内，围绕对日关系需不需要“新思维”，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人们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

　　其实，“对日关系新思维”在国内早已经有人在讨论会或研究报告中提出，现在，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日关系到底需不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其二是认为问题不在于“新思维”这个提法本身，而在于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思维。

与“新时期”是国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的提法相比，“新思维”只是某些学者的提法；与“新时期”明确体现了中国对日政策的方向相比，“新思维”主要侧重于一部分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中日关系的想法和观点；与“新时期”是对中日关系实际发展趋势的一种肯定相比，“新思维”不仅没有形成比较广泛的共识，而且仍处在激烈的论争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即使从战略上主张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是对的，也要防止在战术上提出一些错误观点反而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负面效果。中日关系要真正出现新局面，不可能仅凭中国一方面的“对日新思维”来推动，也需要日本方面出现“对华新思维”，如果双方都有“新思维”式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中日两国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新思维”论者也需要避免因为自己的一些不甚妥当、甚至是脱离现实的观点而被对方的“旧思维”所利用。

　　由于考虑到“新思维”这一提法在人们的讨论与争论中出现的频度之高（国内外已经有出版社为此“紧急出版”有关图书），考虑到这场讨论和争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引起了空前广泛的关注与参与，甚至在中日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关注，笔者还是感到“新思维”可以作为2003年中日关系的另一个关键词。

　　显然，无论是赞成“新思维”还是反对“新思维”，持有各种观点的学者们的文章都不是“官方的文件”，他们的观点都不等于官方的见解，他们的主张都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媒体上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转折。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作为认真严肃的学者，一方面既不应该、也无权将自己装扮成“政府内部意向”的透露者和“代言人”，另一方面也不必过于自卑，以为自己再努力也是白费，再有价值的成果也不会有决策部门的人来听。事实证明，我们的学者如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研究，以可靠的事实和数字作为依据，拿出有见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完全能对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见，对有关中日关系的舆论发挥良好影响，对党和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和咨询。

　　同时，由于在中国学术界围绕对外关系、特别是对日关系展开如此民主、公开的讨论在过去比较罕见，以致一时间引起外界的一些误解，有人甚至把学者误认为政府部门或高层领导的“代言人”。而当这种猜测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就又有人倾向贬低学者的研究，似乎学者们都在“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对政府决策毫无咨询价值，这恐怕也不是事实。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努力朝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努力的政府部门必然更加重视来自学者和各方面的认真的研究成果，更加重视通过学者和各方面的争论而形成的正确意见。而从学者方面来说，如果将自己的研究仅仅限定于对政府对外政策的宣传和转述，不能或不敢提出自己的、立足于科学分析和研究的新见解新建言，那么，这种研究又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可以说，围绕对日新思维的大讨论正是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想路线的一场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日益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个体现，它对于中日关系走向“新时期”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外交部：发展中日关系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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