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碰撞中前行(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9日10:03 环球时报

《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出版。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合”之后，中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并非意味着一种盟友般的关系，而是指相互了解在不断扩大、加深。这是笔者读完《白宫决策》一书后的感想。

　　《白宫决策》的作者郝雨凡是美国科盖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今年上半年，他应邀回国讲学，这本书就是他选用的教材之一。笔者在读这本书时，联想起了《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孟慕捷(JamesMann)写的《转向》（AboutFace，2000年版），于是又翻出来重读了一遍。在美国常驻期间，我就有关中美关系的书籍向几位中国问题专家请教，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及孟慕捷的这本《转向》。这本书的副题是“奇特的美国对华关系史，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而《白宫决策》一书的副题则是“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作者一个是采访过大量主管对华政策官员的美国记者，一个是20多年来一直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华裔学者。两位作者的职业背景各异，两本书的叙述风格自然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作者都运用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系统地揭示了中美关系变化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对一些大起大落的复杂历史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孟慕捷是从美国的角度来写这段历史，他的分析也不无偏颇之处。现在，我们有了郝雨凡的《白宫决策》，就可以换一下视角，这对我们全方位地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和白宫对华决策，会有很多好处。

　　近20多年来，美国一直面临着一个“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

　　在阅读《白宫决策》一书时，笔者有机会与郝雨凡做过交谈。郝雨凡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出于牵制原苏联的战略考虑，调整了对华政策。当时双方的关系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建立的，由于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双方的国家利益矛盾掩盖了体制和观念的矛盾。虽然双边关系一开始很密切，但相互了解的程度并不够，特别是对另一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程序的了解不够，而双边交往的范围又很小，因此可以说基础并不稳固。后来，共同的敌人没有了，随着双方交往的扩大和加深，双方内政和观念中固有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一些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人权、劳工、计划生育等问题都成了引发冲突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双方总有人用70年代来做一个坐标，认为那样一种关系才是正常的、稳定的。可以说，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一直影响着对中美关系的判断。

　　《白宫决策》一书讲述的历史表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即便是美国政府中那些所谓的“中国通”们，也由于缺乏对中国的足够了解———相信只要施加压力，就可以促使中国变化———在决策时犯下了错误。书中谈到，1993年冬，尽管中方一再告诫，双方应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克林顿政府还

　　是要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当时主管对华关系的前驻华大使洛德等人低估了中国的决心，以为“挂钩”就能迫使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求饶”。洛德召集中国政策方向委员会开会，发现30多名专家几乎没有政策共识，甚至连驻华大使芮效俭都不同意这样做。芮后因公开表态反对“挂钩”而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调查。美国行政当局的经济部门也与外交部门产生了裂痕。最终，由于中国政府毫不动摇的态度和美国商界、学界的压力，克林顿不得不放弃了“挂钩政策”。

　　《转向》一书对这段历史也有详细的描述。孟慕捷从采访中了解到，克林顿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党议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积极支持“挂钩”的议员转了向。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再次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些记述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美国对华关系常常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美国近20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个“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郝雨凡指出，华盛顿能否准确把握变化中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走向，对制定出有效而务实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关键的。错误地认识中国，过高地估计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或过低估计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都会导致双边关系的恶化甚至危机。

　　中国曾忽视美国国会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这两本书讲述的历史还表明，中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程序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起先对美国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估计不足。郝雨凡说：“我们过去一直忽视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把美国政府看成是一个上下团结，最大限度谋求国家利益的理性的整体。直到90年代，仍有人在质问美方，你们到底有几个政府？”郝雨凡在书中揭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之时，正值美国立法当局权力急速上升，行政当局在外交政策上的权限正受到立法机关极力批评和攻击。对这场外交权力之争的了解，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会发生在1978年底，而且为什么会留有一个沉重的尾巴———《与台湾关系法》。而《转向》一书则以大量事实表明，李登辉1995年访美也与“国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当时美国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已经与尼克松时期大为不同了。

　　中国的迅速崛起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

　　这30年来，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也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决定了它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同，这势必要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发生某种程度的碰撞。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交往也不再只局限在高层，美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美国人对中国长期持有的传道心态也就开始产生政策影响。郝雨凡分析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传道心态源于政治、宗教、文化、外交和经济等多重利益，在不同的历史和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下，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分量会不同，但随着交往的扩大，各方面的影响会更趋复杂。孟慕捷也在书中谈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的国内政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人不会过问。但克林顿则公开表示，要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接受美国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最大的转向。

　　温故而知新。时代的变化决定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30年前,但我们也绝不能简单地把中美双边关系看作是非友即敌。孟慕捷曾建议说，为避免美国对华政策大幅摇摆，美国最高层必须睁大双眼，持续关注中国的变化，既要看到中国的另一面，也不能因此而割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因为那样做代价会很大。郝雨凡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谈到，作为两个大国，有争吵，有矛盾，是非常正常的，过去没有争吵或争吵极少才是不正常的。虽然现在有矛盾，但双方对双边关系走向的把握显然都要比过去更成熟。成功处理中美关系的最好途径就在于加深相互了解，使双方对彼此的利益都能有现实的理解，从而避开无端的恐惧和无谓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