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入世后，中国产品在卸去关税压力后，低成本优势将得到极大发挥，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非关税壁垒，如知识产权、技术环保标准等。其中最频繁发生的是反倾销。喧嚣一时的温州打火机的CR案和反倾销案，揭示了中国走向制造业大国仍有巨大的障碍要克服。

　　周大虎“灭火”周大虎现在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代表人物。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刚以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的名义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成立50周年的庆祝会，在一连串的电话中他都不无夸耀地向朋友宣布：“贾庆林也来参加了……我在会上还发了言。”周大虎有理由骄傲，因为10年前他还是一个邮电局的普通职工。1991年他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妻子拿到了5000元下岗费，周大虎于是在自己40平方米的家里辟出了一块地方开始做打火机，10年以后他已经可以站在中国工商业界最高的讲坛上代表这个行业讲话了。他的经历，恰好是温州打火机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过程，而他之所以受关注，也正因为他代表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刚刚打赢了一场官司：欧盟的打火机反倾销案。

　　周大虎的打火机之旅从1991年开始，全球打火机产地开始从日本转向中国温州。“其实在温州打火机行业我是个很晚入行的人，1985年温州就有人在搞打火机了。但是老外买家还不多，因为产业主要还是在日本。但是到了90年代初，打火机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了，原因很简单，温州的价格实在便宜，一只打火机，日本生产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00～500元，温州只要10块钱人民币，到了欧洲市场温州价格最高的也只有七八个欧元，日本的价格要几十甚至上百个欧元。于是欧美商人都开始到温州下订单了。”周大虎对记者说。“日本人也想和中国人争啊，他们的价格不断下调，从300元调到280、250元，最低调到过200元，但他们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日本最高峰时100多家打火机厂，现在基本都关掉了。”而在此期间，温州的打火机厂也经过了一次质量的洗礼。1992年前后，温州打火机需求极旺，原有厂家都开始追求产量，下调设计标准，最高单个人工日产量要达到500只。周大虎差点因此破产，因为他保持原来的质量标准不变，结果不但利润减少，工人也因为工资少跑掉了。他贴上了前两年的利润来重新培训新手，亏损非常厉害。到1993年底，经过一个市场循环后，商人们发现温州打火机有好有坏，开始对厂家有所选择。在温州最高峰时的3000家打火机厂中，有9成打火机厂商因为没有了订单而失去生存基础。订单集中到质量过硬的厂商手里，所以没花多长时间，大虎打火机厂就成了年产1500万只的大户，其中外销比例高达80%。

　　绵延不断的纠纷从打火机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销售纠纷就没断过。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温州打火机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仿照美国提出CR法案，到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2002年，欧盟又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所谓的CR法案指的是在打火机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落入套中。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有相当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打火机的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对温州打火机的成本有很大的影响。在欧美市场中，美国市场因为CR法规实行得很早，对温州打火机树起高壁垒，所以温州货进入较少，虽然总市场可能与欧盟差不多，但温州打火机进入美国的销售大概只有欧盟的20%。但近两年来，已有厂家琢磨出绕过CR法案的方法，所以周大虎说最近温州打火机的美国生意做得不错。事实上，在欧美两大市场的一系列案子背后，都有个竞争对手作为发起人。在欧洲，温州打火机的对手是BIG公司；在美国，对手是名声很响的ZIPPO公司。温州商人10倍之差的成本优势在不经意之间，与这两大“地头蛇”结下了梁子。在欧洲，BIG公司是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霸主，虽然温州打火机厂商生产的都是可充气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但由于价格相对来说过于便宜，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在欧洲售价最便宜的只有3欧元，而欧洲市场上一次性打火机的出厂价为0.5欧元，销售价要一欧元，这已经影响到一次性打火机的销售。而BIG公司推动欧盟提出CR法案和反倾销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温州打火机的成本和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空间。外部世界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当地进口商就极其倾向中国方面，当然利益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欧盟将对打火机实行CR法案的信息为温州业界所知，最早就来自于2001年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发给温州日丰打火机厂老总的一个传真。据说这个欧洲商人为了反击欧盟对中国打火机生产商的劳工条件歧视，还亲自为一个电视片配音。欧盟的CR案是温州商人们集体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在获知欧盟动向后，温州商人通过媒体在国内掀起了影响很大的新闻波，同时组成申诉团，会同政府的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的政府官员，在欧洲巡回访问，试图推动法案发生变动。

　　CR案的失利和反倾销案的由来但是温州打火机厂商试图推动法案变动的努力没见效。在申诉团成员、温州烟具协会秘书长林嵘看来，中国人在这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上的发言实在是太晚了。1998年欧盟开始动议CR法案，2001年中国人才获知信息，当申诉团2002年3月起程时，欧盟已经进入最后表决了。而在其中，政府部门责任不小。欧盟在动议CR法案时，曾将信息传达给中国的质检机构，但这个信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全是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实在太少了。所以CR案最后的表决结果是：2003年底开始在欧盟范围内实行此法案。不过申诉团也有收获，在历经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和法国BIG公司的交涉以后，申诉团得到了欧盟相关官员尽快启动相关修正法案的承诺。承诺背后，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不可小视，温州打火机业内人士透露，在十多轮多边谈判中，随团同行的中国官员态度强硬，多次表示如果欧盟的CR法案得不到合理的修正，中国将同样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对付欧盟出口中国的商品。相当的可能是——至少周大虎这样认为，正因为CR法案有可能被修正、同时由于之后大量绕过CR法案的方法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就在2002年6月，欧盟的CR法案通过后一个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而在这场官司中，温州打火机协会取得了全胜。CR法案虽然失利，但它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却非常之大。首先它使商人们对贸易法规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与美国CR案温州无人应诉、欧盟CR案三年之后才为温州人所知不同，欧盟反倾销案几乎一出现就为温州商人高度重视。“CR法案是政府案，厂商只起到申诉作用。反倾销案是一个民间案，起诉的对方是欧洲打火机生产商协会，温州方必须有人应诉，否则过了诉讼期将作自动放弃论。但是单个温州厂商的实力都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诉讼，因为总费用是200多万，这还是对方放弃诉讼的结果，真打起来，费用可能还要翻倍。”周大虎说。知道反倾销案的开始几天内，虽然商人们在大小聚会中不断谈起此事，却没有人出头应诉。

　　谁应诉？怎么应诉最后出头的是温州烟具协会。“规定是16天的应诉期，过了7天还没有人出来应诉，我想应是协会出头的时候了。”周大虎说。协会出头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组织。钱由烟具协会向骨干企业募捐，首次募集100万，总共募集200多万。组织有两重含义，首先是组织会议，2002年7月5日，协会召集各个打火机厂商在温州开会。外经贸大学的相关专家组织现场讲座，通报情况和WTO规则。因为会议上还有不少律师赶到，所以当晚协会定下要应诉的同时，还把应诉的代理律师也定下来了。组织会议同时，协会还组织应诉企业，以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以大虎等15家企业进行无损害抗辩。这里有必要提及此案中温州厂商的代理律师蒲凌尘。在本刊对中国反倾销胜诉第一案的报道中，胜诉方上市公司云南马龙的代理律师就是他。在温州打火机倾销案中，他以为中国企业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和无损害结果结案最多的律师而再次取得了挑剔的温州商人的信任，成为温州人的代理律师。之所以云南马龙的黄磷反倾销案被称为中国反倾销胜诉第一案，不但是因为此案胜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企业针对反倾销应诉的第一案。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书面采访时，蒲凌尘告诉记者，欧盟对中国企业反倾销的应诉和调查路径，基本上就是由那案认定的。而在温州打火机一案中，最令蒲凌尘头痛的是温州打火机厂商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虽然在国内温州企业被认为是最为市场化的企业，但以欧盟调查官员的精确认定方式，这些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却缺乏证据，因为它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缺乏书面契约。蒲凌尘说他在接案以后的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最为有力、也最轻车熟路的诉讼途径被堵死了。这是因为反倾销案起诉的要件有两条，一是对方价格有倾销嫌疑，二是对己方的相应厂商造成损害。而应诉的要点同样是在这两点上做文章，其一要证明产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形成的，其二是证明自己的产品并未对相应的厂商造成损害。应诉时只要证明其中一点就可以证明自己没有构成倾销。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通常更容易操作。基于温州打火机企业的现实情况，蒲凌尘偏向于倾销案应诉方的另外一个要件：无损害抗辩。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内，“我们就像写作业一样，律师在宾馆的房间里发放应诉所需的各种表格，确定应诉的企业一份一份地填，填完交给律师评判，评完了再修改，改完了再评，评完了再改。直到应诉期最后一个小时发传真前，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蒲律师说到最后一个小时以前都还有机会，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更好一些。”周大虎说。

　　欧盟官员来温州调查“应该说打火机案温州企业的应诉材料还是很漂亮的——相对于他们的准备时间和企业实力来说。我们指导他们做得尽可能好，他们也非常配合。”蒲凌尘说，“但要紧的是应付调查。”欧盟官员的调查是在2002年9月和12月分两次到温州进行的，调查官员到温州以后才宣布随机抽取的调查企业。调查的内容包括企业财务、销售和成本，查看所有账目，一直查到原材料的入库单、房产的契约和水电费账单。不过对此案而言，要害并不在此，因为温州企业重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生产的打火机并没有对欧洲相应厂商造成损害。因为欧洲没有金属外壳的生产厂商，这构成了温州商人应诉的重大条件。他们要向调查者说明的是温州生产的可充气金属外壳打火机与欧洲本地厂商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之间有重大差别，在生产、销售、消费对象和市场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回应调查者关于温州打火机为什么如此便宜方面，温州商人们的核心账单还是令人震惊：从劳力成本看，温州打火机工人的小时工资在4到7元之间，而他们的欧洲同行工资要高20倍，同时由于温州打火机业大量都是家庭式作坊，分工极其细密，成本比起国外有几十倍的下降，一只电子点火器，原来由国外引进时价格在4到5元，温州人自己一开始生产就降到了1元多钱，而大规模地进入家庭工厂生产以后，平均价格只有两毛多钱；一个防风打火机中的微孔片原来要五六元，而在温州生产以后，包括了微孔片在内的3个配件价格只要两毛钱。一个打火机内的28个配件，在温州生产以后平均成本都要下降20倍左右。而这种产品成本下降的原因，就是温州人独创的企业矩阵式模式。真正对此案起作用的是证明温州打火机的不同。按蒲凌尘律师的说法是，在温州打火机案中，起诉方欧洲人要求的是将原来两次反倾销案保护的对象扩大，从而把温州打火机包括进去。原来欧委会采取反倾销措施针对的是一次性砂轮式打火机，而温州生产的打火机都是电子打火，所以不在保护范围内。欧洲打火机生产商协会这次要求把对象扩大到“所有的一次性打火机，无论是砂轮还是电子打火机，甚至包括充气和不可充气”。蒲凌尘认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按这样的定义，所有的打火机都可以被定义为一次性，根本就不存在非一次性打火机了。”

　　对方最终撤诉在温州企业完整地证明了它们的产品与欧洲厂商的产品之间有巨大差别之后，现在轮到像BIG这样的厂商拿出他们被损害的证明了。而就在此时，他们选择了撤诉。在周大虎看来，欧洲人的撤诉是有相当理由的。如果开庭的话，可能会危及欧盟委员会原来对欧洲厂商一次性打火机的反倾销保护。“他们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反倾销税，使得厂商在一次性打火机上有很好的利润。任何危及他们利润的事他们都不会去做。”而蒲凌尘的理解更为深刻，也更为忧虑。他在回复记者的采访问题中说：“实质上起诉方对产品的定义有扩大化的嫌疑，这种扩大化使它的立足点有问题，所以为了维持原来一次性打火机的反倾销措施，他们只有撤诉。因此其他特点的打火机(温州打火机也在此列)这次幸免于被起诉。但是相当的可能是起诉方还会重来，它这次败在了定义上，而这是经过简单修复就可以再来的。下一次它肯定会在法律上走得更坚实些。”在这里他很含蓄地加了一句：“因为两个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和欧盟打火机生产商协会经过书面法律程序的较量以后，双方已经互有了解。”显然，蒲在这里指的是温州打火机协会的弱势和欧盟生产商协会的强势。在周大虎的诉说中，我们同样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就说募款吧，说起来是一句话，募到了200万的款子，但是我们在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最后是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自己的企业都带头拿钱，经过几十次的谈话才把款子募到手。”而相对来说欧盟生产协会的起诉和撤诉都要容易得多。因为“在200多万款子的使用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会议的召集、来回的路费上”。中国入世第一案，赢得不容易。（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