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挺有意思，双方都觉得自己思维正常，互相觉得对方匪夷所思，脑子进水。老美断定中国是东方神秘主义，认为不可思议之处甚多，殊不知在我们看来，美国同样怪物一个。

　　譬如，在美国，你是不能随便问人年龄和收入的，特别是对女士，这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不能问年龄，我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是怕人认出自己的“老”，徒增伤悲。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收入也不能问，据说这属于个人隐私。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国家里，这隐私多少显得有点怪异。

　　当然，小孩子是例外，年龄、收入——他还没有收入——随便问，此乃国内外同理。我们邻居一个唤作闹鹅的胖男孩，憨态可掬，让我想起自己的儿子，每次见面我都要逗他：男孩女孩，几岁了？弄得他很不耐烦！

　　这些孩子一旦长大，脾气就变，得宠着，所以美国人特好表扬人、鼓励人。我们刚来的时候，对此很不习惯。上课回答问题，明明磕磕绊绊，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可老师总是说：说得好，做得好（Ｇｏｏｄ　ｊｏｂ）！从不打击我们的自信心。想起在国内上学时，每次考试过后都要搞一个大排名，有时还要上墙。在美国，这是万万不可的。即使排名，也不公布名字。有人想出绝妙主意，公布每人的社会安全号，这样就谁也不知道是谁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尊重人格，培养人的自信，所以美国学生普遍比国内学生有信心。

　　但表扬过头了，也能培养脾气。给我们上过课的一个华裔教授讲，他的一些美国学生就有这个毛病。有的明明考了个倒数第一，但在老师面前照样高谈阔论，眉飞色舞，倒像个才子，令人哑然失笑。有的成绩不好，公开去找教授要分数。不怨自己不努力，怨教室里天花板太低，太压抑，限制了自己天才的发挥！

　　自大导致无知。对美国以外的事情，美国的青年人普遍了解不多。比如对中国，一般美国人能知道个毛泽东、北京、ＨｏｎｇＫｏｎｇ的，就算不错了。如果喝过青岛啤酒，从而记得有个青岛，那就算有学问的了。

　　对外界所知不多，并不等于不关心政治，相反，美国人对本国的事情还是相当热心的。我们在居民区散步，常看到许多人家房屋前面的草坪上，都立着一块“标语牌”，上面鲜明地标识着主人的政治态度，比如：支持我们的军队。比如：不要战争。

　　说到政治，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确乎不同。他们认为，当官的都是政客，不要怕他们，也千万别信他们，要想方设法“制”他们。所以，在我看来，在美国当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我们参观过一些十万人左右的小城，见过这些城市的市长，说话谦虚得很，一点派头没有。所管之事也十分有限，无非修修路、防防火、搞搞治安。而不少市长都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连这些事也不愿管，而是把实权下放给一个叫作“城市经理”的人，由他组阁进行管理，自己逍遥事外，市长之谓，实在是个空名。

　　从媒体上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市长还是颇有权势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家伙过得并不舒坦。美国人对政客的道德约束十分到家，认为这些人应是道德楷模，不能有半点瑕疵。所以，正如一个教授对我们讲的，欲在美国从政，你还是先在家里坐下来，与太太一起数量清楚，自己历史上到底有无污点，最好从幼儿园开始。若有，就算了，免得出丑。因为美国的媒体挖掘此种事情的本事十分了得。远者如克林顿，近者如施瓦辛格。

　　美国人对政客的这种态度，我倒是十分欣赏。我们的思维方式跟人家是大相径庭，以为能当上官的，必是优秀的，所以一旦挖出高官蛀虫，无不目瞪口呆。殊不知，在这“养虎为患”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每个人也要负一份失察的责任！

　　本报记者　刘加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