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的间谍和情报机构，1947年成立。这个老牌间谍和情报组织如何运作，它的近状如何？美国《财富》双周刊10月13日刊登了该刊记者比尔·鲍威尔对这个机构的首脑人物访谈后撰写的文章，介绍了中情局近年来的变化和它的工作概况。题目是：《乔治·特尼特如何使中情局起死回生》。

　　困惑之际受命

　　现年50岁的乔治·特尼特从事世界上最困难的一项工作已经6年了，他是中央情报局成立56年来任局长时间第三长的一位。而且他主持工作的这段时期“风云激荡”。

　　当特尼特于1996年成为代理局长时，预算被大幅削减。克林顿总统对中情局没有特别的兴趣。华盛顿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是，一个疯子驾驶一架轻型飞机冲进白宫，那个疯子就是想和克林顿见上一面的中情局局长吉姆·伍尔西笑（那时人们还在开“飞机闯进大楼”这样的玩笑）。中情局的士气一落千丈，尤以行动司为甚。行动司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工的总部，这些特工做的是对中情局来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在海外招募消息人士，让他们背叛自己的祖国。一名前特工说，由于丑闻缠身，再加上冷战后任务不多，行动司“几乎无所作为。在中情局工作了31年的马蒂·彼得森说,”“行动司那时可谓跌至谷底，许多人辞职，想要辞职的人更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乔治·特尼特接手的中情局。如今，6年过去了，它已经旧貌换新颜。士气高涨，应征者激增。总统非常关心中情局在想什么，总统在华盛顿时，特尼特一周会有6天向他简要汇报工作。“9·11”事件成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情报上的失误，尽管中情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疏忽，它仍然表现得比过去一些时候更加称职。它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个例子，不过它还没有称职到应该达到的程度。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陷入的困窘局面即是明证。当然，这种脱胎换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9·11”事件。但是中情局内外一致认为，有些转变是局长本人的功劳。

　　记者在与包括特尼特在内的大小官员交谈过以后，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是，他们像在商业机构中那样对待自己的工作：部门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原本互不信任的部门之间相互合作；最新的技术得到应用；核心的任务受到关注。多年来，中情局被视为一个“公司”，虽然它从来没有赢利，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起死回生的故事。

　　竭力网罗人才

　　1998年5月5日，特尼特向聚集在总部礼堂的、怀着极度不信任的500名中情局雇员发表讲话。他站在台上，表情严肃地开了口。他说，中情局刚刚过成立50周年纪念日，如果不迅速改变目前的局面，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迎来它的60周岁。我们将不再重要。”　他的第一个工作重点是重振行动司。行动司的负责人吉姆·帕维特可谓美国的头号间谍，他说，行动司“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重创”。1995年，中情局总共培养了25名特工，这是一个“少得可怕”的数字。从1991年到1997年，中情局近30％的站点或海外办事处关闭。而且这种趋势看起来不会很快出现逆转。

　　在财力支持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特尼特东拼西凑，让行动司增加招募的人数，加强对特工的培训。帕维特说：“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让新人一下子拥有在这个行业工作七八年的经验。”所以中情局开始组建一支基本上由已经退休的特工组成的队伍，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可以很快投入工作。

　　中情局的努力在1999年得到了鼓励，当时，在以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首的一些官员的倡议下，国会向中情局额外划拨了10亿美元资金。2001年底，“9·11”事件发生后，中情局派往阿富汗的首批特工中有些是过去曾在阿富汗工作过、已经退休的特工。有个特工真的提着一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去了阿富汗，他把钱分给了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对最终推翻塔利班的统治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士。

　　大刀阔斧改革

　　从内部来讲，特尼特想方设法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机能障碍的中情局。为了寻求帮助，他去了华尔街。1998年，特尼特聘请克朗加德担任中情局局长顾问。克朗加德曾是亚历克斯·布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来又任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副总裁。1961年，年轻的克朗加德曾申请进入中情局，但后来选择了在华尔街创业。其后的这些年里，他曾经为其他中情局局长“非正式地出谋划策”，但是即便如此，当他真的踏入中情局时，还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文化冲击：“我过去所处的文化是，如果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年底交给我节省下来的500万美元，我会大喜过望，给他一大笔奖金。可是在这里，如果你不把他们给的钱花得一个子不剩，他们会说你是个傻子。”

　　特尼特将克朗加德提拔为执行局长，并于2001年春请他研究如何对中情局进行全面改革，改革涉及从机构、技术到补偿制度等各个方面。不到一个月，克朗加德提交了一份报告，当年6月，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前3个月，中情局开始了可能是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整顿。

　　从名字就让人感觉死气沉沉、官僚作风严重的行政司被撤消。新成立了信息技术司、人力资源司和财政司。更重要的是，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在执行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就坐在特尼特及中情局其他三个核心部门————行动司、情报司（中情局的分析家都由这个司管理）和科技司（屡立战功的“食肉动物”式无人驾驶侦察机是由这个司而不是国防部管理）————的负责人旁边。

　　在中情局这个如此保守的机构里，这样的改革是非常激进的。当然，有些变革则是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情局尽管笼罩着各种各样的光环和神秘色彩，可它仍是一个政府机构。因此经费就必然是有限制的。不过，克朗加德仍然实施了一项收入分配计划，将奖金与对语言的精通程度以及其他因素挂钩。此前，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对外情报机构居然没有奉行这样的机制，这多少令人沮丧。技术领域也是如此。在特尼特当初发表的催醒演说中，他说：“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电脑将所有的工作人员连接起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分析家也能通过这一网络与其他情报人员、我们的客户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同事建立联系。”这是1998年，当时信息革命风起云涌。中情局到那时才做到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毫无疑问，这种滞后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但是也存在其他因素，比如部门之间互不信任，甚至不打交道。情报司司长杰米·米西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行动司和情报司的司长各自坐在紧锁的办公室里，彼此间没有任何往来。

　　遭袭引发转机

　　在克朗加德的帮助下，特尼特正在让中情局这艘大船掉转方向。这时，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9月11日，特尼特正在华盛顿的圣里吉斯饭店与前参议员戴维·博伦共进早餐。当飞机撞进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后冷战时期正式结束。美国遭到了袭击，华盛顿的许多人突然意识到中情局终究还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在9月10日，他们还持不同的看法。

　　“9·11”事件发生后的中情局也是如此。招募新人不再成问题：中情局现在接到的求职简历比2000年多两倍。最近对工程学专业毕业生所做的调查显示，在他们心目中，中情局这个就业单位排在第五位，前四位依次是波音公司、3M公司、宝马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

　　在行动司，特尼特取消了不准特工招募“令人讨厌”的人这个老规矩。与此同时，中情局内部看不见的围墙也在倒塌。杰米·米西克如今经常夸耀她手下有多少分析家在与行动司及科技司派往海外的特工合作，其中包括几名目前正在伊拉克活动的特工。这些分析家也越来越容易获得各种资料，过去，这些资料只能去总部查阅。

　　实行严格管理

　　特尼特将大约60％的时间用在了处理恐怖主义及相关问题（如伊拉克问题）上。他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忽视他过去一直关注的较为长期的管理目标，因为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完成“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上。特尼特说：“我们重新建立了‘人工情报’服务。我们现在有了一流的培训场所和招募计划（中情局培训新特工的地方———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得到了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我们奖励有专长的员工。这支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样化。我们严格实施了一项语言计划，并把它直接与提拔及工资挂钩。下一个从事我这项工作的人接手的将是一个根基扎实的中情局。”　特尼特说，他还没有想离开中情局后会做什么，“也许有一天会负责别的事情。”不过他说，不管接替他的是谁，“都会接手一个运转良好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病号”，就像他当年那样。不过这后半句特尼特没有说。

　　在“9·11”事件发生后那段气氛紧张的时期，中情局局长也遭到了批评。特尼特坚决否认中情局在这个事件上犯了玩忽职守的错误。不过他承认，在这场起码自1998年————当时“基地”组织在美国驻非洲的使馆制造了炸弹爆炸事件———就开始的战争中，“我们在9月11日那天打了一场大败仗。没有必要让别人指出我们错在哪里。正是“我们自己”承认，中情局直到2001年8月23日才让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机构将后来参与“9·11”事件的两名劫机犯列入需要监视的范围。特尼特坚决否认在“9·11”事件发生前，他在为中情局争取反恐怖资金方面一直表现得漫不经心。在2002年6月向国会做的一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他说，他告诉政府及国会官员，中情局的反恐怖预算在今后5年里每年有高达10亿美元的缺口。他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在华盛顿的每位官员，直到他们不愿听为止，但是我们的话一直没有奏效。（完）（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