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11日电最新一期中国《半月谈》杂志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日益活跃》一文，通过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副部长蔡武的独家专访，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领域取得的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的新政策和新气象。现转载如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中国共产党专门负责对外联系与交流的部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联部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十分活跃。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国际交往最为广泛深入的执政党，迄今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格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五洲有亲朋”的可喜局面。

　　但是，在普通读者眼里，中联部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门。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际，中联部副部长蔡武接受本刊独家采访，通过一些从未公开报道的幕后故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来对外交往的情况。

　　（小标题）对外交往呈现新特点

　　采访一开始，蔡武副部长就解释说，我们过去的工作不太为人所知，缺少公开宣传。许多人以为更多带有内部的性质，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间，党的对外工作完全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性质，只是宣传不够，显得有些神秘。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回顾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对外工作进行了根本性调整，明确根本任务是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党先是调整或恢复了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党际关系，继而逐步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发达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和保守党等各类政党及政党国际组织建立了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蔡武把我党对外交往的新特点归纳如下：第一，过去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只同与我们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进行交流，比如各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愿意与我们交流的政党建立多种形式的接触、交流与合作关系。第二，过去我党的对外交往某种意义上有参与国际上意识形态论战的意义，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一度甚至搞“支左反修”、输出革命。目前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交流的目的是要增进人民、政党、政治家之间的了解和理解，促进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第三，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完全服从于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中心工作，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历史上曾经有过“外交服从于革命”的情况。

　　（小标题）促进国家关系健康发展

　　蔡武说，在与外国政党的交往中，我们实事求是地、坦诚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解释党的路线、方针和内外政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发展、进步的新形象。通过与我党的交往，很多国家党的领导人增加了对我党我国的了解，为执政参政后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蔡武接下来讲了几个有趣的事例。他说，在党际交往中接触到的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朋友都喜欢讲《古兰经》里的一句话，就是“要获得知识，哪怕远到中国”。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朋友都认为同中国的交流使他们获益匪浅。欧美国家的政要也有同样的感受。1981年初，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应我党邀请访华，到过北京和山东曲阜，并在曲阜的孔庙前小歇片刻。他回国后不久在当年的大选中当选为法国总统。法国前总理莫鲁瓦曾对中联部官员说，也许正是密特朗的曲阜之行使他在东方文化的启发下获得了成功。另据不完全统计，拉美国家先后有14位当选总统在当选前曾以政党领导人的身份来中国访问过，以至于在拉美政党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即“要想当选总统，那就先到中国去吧”。蔡武说，虽然这只是笑谈，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和各国政党交流执政经验的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那些与中国有所交流的政党领导人在执政之后，往往会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南非总统姆贝基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核心，正是这种在种族隔离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南非在非国大上台执政后下决心与中国建交，放弃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在国家关系遇到困难时，政党交流与国家关系互为补充，有时甚至能起到独特的作用。例如，1998年，印度借口“受到中国威胁”进行核试验，中印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但是党与党之间交流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2001年，时任印度外长兼国防部长的辛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前往访问，印度借此向媒体大力宣传中印关系的改善，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但是受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两国领导人无法进行互访。这时候，两国政党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们可能注意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抗击非典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相隔不长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会见来访的日本政党代表团。通过这三次重要会见，胡锦涛总书记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对日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在日本朝野引起积极的反响。

　　（小标题）同周边地区主要政党都建立了友好关系

　　关于这一点，蔡武特别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近年来中朝两党关系有了新发展。金正日两次访华，都由时任中联部部长的戴秉国具体负责接待工作，这也是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奉命作为朝鲜核问题特使先后前往平壤和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党之间良好的关系为我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党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全面恢复和长足、深入的发展。双方高层互访不断。1999年2月，中越两党总书记为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共同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此后，两国先后正式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

　　我党同日本主要政党都保持着友好交流关系，党际高层对话日益广泛深入。今年以来，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和主要在野党党首都相继访华，为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铺路搭桥。我党与印度人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共（马）、印共和泰卢固之乡党等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党际交往不断，经常就两国关系和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小标题）服务于经济建设

　　蔡武指出，我党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研究各国政党治国理政和建设发展的经验，为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他说，我党对外交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际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两国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信誉度非常高。在很多国家，人们更愿意相信通过党的渠道介绍的项目。

　　二、党际交往打开了我党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中联部每年组织各省领导前往国外访问，这些访问考察对他们解放思想、开拓视野、确立世界眼光起到了很大作用。近几年，中联部平均每年要组织100多个代表团前往国外，每年还要接待200多个代表团来访，平均下来，一天就要安排一个代表团的活动。三、我党在党际交流中，非常注意交流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经验，注意吸收以前别国经历的教训，少走弯路。1996年，温家宝同志率团前往法国、荷兰考察现代农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也在其中，从欧洲回来，李长春同志在河南省做了

　　一场关于欧洲现代农业情况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把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和项目推向国外。这几年形成的一个惯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省委领导出访时要带一批经济、贸易方面的负责人，要带上企业家代表。由党的领导在前开路，企业的可信度无形中就增加了。去年我们在领导人出访东欧时开了几次大的经贸推介会，签约非常踊跃。

　　五、帮助国外企业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中联部除为西部地区招商引资、争取外国机构和个人的资金和项目外，还安排几百批外国政党、团体和友好人士到西部参观考察，并安排十几个西部省区的党委负责同志率领30余批中共代表团出国访问、考察，收到较好的效果。

　　采访结束时，蔡武副部长深有感触地强调，党的对外工作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党观察世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真实形象的一个重要舞台。（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