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安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倡议成立“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别研究小组，对全球在和平与安全、经济及社会领域中面临的重大威胁与挑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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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改革早已不是什么新的话题，而近来联合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和战后重建中只承担“配角”的事实，确实又令它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萎缩了不少，这多少也令联合国掌门人安南加快了力推新招解决沉疴的步伐

　　文/冯亦斐

　　11月6日，安南宣布任命16名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士为“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别研究小组成员，负责对全球在和平、安全、经济及社会领域面临的重大威胁与挑战进行研究，并就集体应对方法提出意见与建议。泰国前总理阿南担任该小组主席，成员包括中国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挪威前首相、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伦特兰、国际危机组织主席埃文斯，联合国前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以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等。

　　这个小组是由安南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说时首次倡议成立的。该小组将在明年联大前向秘书长就一系列问题做出报告，包括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集体行动对解决这些挑战的作用、联合国主要机构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机构和运作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十字路口的抉择？

　　在倡议成立这个小组的演说里，安南强调，联合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需要确定原有的原则与精神是否适应当今的形势，以及是否需要进行改革。他认为对基本的政策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结构性改变进行严厉审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与其说时机成熟倒不如说是改革任务的紧迫。”外交学院教授、联合国问题专家郑启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本次联大会议上对联合国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呼声很高，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削弱。有些国家因此而认为联合国在安全问题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其主要功能应该转到经济及社会发展上去；但是还有很多国家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联合国应该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在和平及安全领域发挥它的核心作用。

　　“在这个背景下，联合国的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郑启荣说。如果联合国不及时采取行动；那就可能会象20世纪30年代末的国联在德国、日本这两个理事会成员发动侵略战争后无所作为而渐渐走向消亡，那也正如安南自己所说，“历史是一个严厉的法官，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机，他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其实安南从上任伊始就曾着手进行改革，但最初阶段只是简单的“外科手术”，而这次联合国面临的危机恐怕需要一次伤筋动骨的“内科手术”。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内、外科经验”的智囊小组，是安南很聪明的一个举措。

　　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兼新闻发言人的袁士槟，对本刊记者分析说，“成立这样一个比较权威的小组，将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人士集合在一起，对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提出看法，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谁来改造联合国？

　　好事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安南在挑选做事的人上应该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曾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尼和平建设顾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的科纳德·哈博（Konrad Huber）对本刊记者说：“安南为这个小组挑选的人都非常出色——他们不仅是能力非凡的杰出人物，而且都是刻意从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其他有影响力并具有建设性的国家中挑选出来的。”

　　从这份不长的名单上不难看出每个名字后面的分量。该小组主席阿南是泰国惟一二度临政的总理，曾长期在联合国服务，早在70年代就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安南选阿南做这个小组的主席，意图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袁士槟说。

　　“这些人虽然已经从台前隐到幕后，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郑启荣认为，“比如钱其琛，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安南看重的应该不仅仅是这些人的背景经历，他更看重的也许是这些驰骋外交、内政沙场多年的“教父”级人物，处理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事件发展的敏锐远见。

　　入选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导师斯考克罗夫特，曾经在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之后，以一次秘密中国之旅，替老布什力挽中美关系；小布什也曾在2001年处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因不满其助手的建议而向他秘密求教，而他也是在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就对此战前景提出了深刻质疑的共和党著名人士之一。他的个人外交斡旋能力以及政治远见由此可见一斑。

　　联合会诊能否妙手回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她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1993年～1996年），曾经开玩笑说，这个全球性的组织就像一个试图由184个首席执行官同时经营的企业——每一位CEO都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重点事务，以及一个正在寻求经济来源的失业的兄弟。

　　而这个16人的小型“联合国”，也似乎是一个拥有16个董事长的董事会在指点江山。这个小组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关键是看他们能否真正行动起来，”袁士槟说，“而且要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不过，“做出决定后要取得一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联合国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诊疗”小组。1986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经设立了一个高级别咨询小组，由18名各国外交界名人组成，其中包括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毕继龙。当时，联合国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由联合国秘书处过于庞大、美国拖欠会费等原因引起的财政问题，以及部分中小国家对大国特权，包括否决权等提出了意见。这个小组后来向联合国提出一份解决相关问题的报告，其中一些建议被联大接受了，比如说精简机构。但是还有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首先在这18个人中就难以取得一致。

　　因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问题专家王杰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小组会起一定作用，但不会太大。”她表示，无论是从联合国的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以利益需求为驱动的两面派的态度来看，“我们都不能太乐观”。

　　哈博也表示，单就一个小组及其决定和建议能带来什么而言，“适度的评价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该小组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成立却能够开始这一改变的过程。“小组的成立仅仅是联合国将面临的漫长而艰巨的自我审视和改革的第一步。它提供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心打造的建议是一个智力阶段，但会从此激发来自世界各国足够的政治意愿启动这个艰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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