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把俄国的叶利钦时期称做寡头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是寡头，他以实业家的身份影响政治不应当视作是寡头要挟国家。

　　“寡头”迷雾

　　—评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事件

　　张剑荆

　　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比如，如果在美国一个叫比尔的人被逮捕了，无论这个比尔是总统还是实业家，大家都会说，没错，这家伙犯了法。而在俄国，如果一个叫什么斯基的人被逮捕了，无论这个什么斯基是总统还是实业家，那大家就会说，这只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是魔鬼和天使的斗争，但是对于谁是猫，谁是老鼠，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则没有定论。

　　今日俄罗斯正在热演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当局逮捕的“戏剧”，就是这样。有很多人认为，霍氏被逮捕是罪有应得，不能说他腰包里钱多就让他逍遥于法律之外；而另外的人或许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掌握着专政机器的当局击败了一个实业家而已。此事只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之争，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试图剪除政治异端的行为。

　　确实，10月25日霍氏被逮捕事件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这一逮捕行为，导致了一贯稳定的普京执政班底发生了分裂，股市急剧下跌，甚至还引来了外交纠纷，霍氏本人也已宣布辞去尤科斯公司总裁职务，以避免其公司遭到司法攻击。这些反响足以让人对逮捕的正当性产生怀疑，霍氏真的有事吗？当局真的正确吗？一位同事向笔者咨询，这件事背后是不是有大人物在捣鬼，是不是叶利钦在捣鬼？

　　俄罗斯是一团迷雾，那里的事情不太好弄清真相。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根据已知的信息，对此事做一评判。

　　霍氏何许人也？

　　霍氏是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人”的代表人物。他的个人资产，据说有200亿美元，与中国首富丁磊10亿美元的身价比起来，确实富得多。在“成为百万富翁”作为政治任务被当局推动的年代里，霍氏从莫斯科市伏龙芝团委第二书记的任上开始了他的企业家活动。他以及他的团组织开展的商业活动，开创了所谓的“共青团经济”。

　　关于这位“新俄罗斯人”、“首富”的生平事迹，德国的《经济周刊》有过生动的描述：这位银行家仅在几年之内就买下了大约50家约有30万职工和营业额达120亿马克的企业。他的方法并不总是温文尔雅的。霍氏是从政府手里得到了规模属全国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他只付了比它的价格少得多的钱。萨玛拉石油加工厂也属于这家石油公司。从那时起，学过化学、1987年开始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出售计算机的这位叶利钦的支持者，一直同任何政权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起先他劝自己所在的那个学院的院长开设咖啡馆。而后这位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好不容易才请求苏维埃政府发了开设银行的许可证，创建了国内第一批商业银行中的一个即“梅纳特帕”银行。霍氏在1992～1994年以可笑的价格买下了不少企业，而在后来经济上升阶段，资产增值很大。《经济周刊》说，霍氏在考察项目时喜欢说“这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利润”，完全是一副贪婪的资本家嘴脸。

　　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作者则描述了一个类似于美国早期资本家的形象：霍氏管理着一个巨大的集团，包括几十家银行、“俄罗斯不动产”、钢厂等等。“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些人被错误地称之为‘盗窃国库的贵族’，他们在当时起了主导作用。他们具有天赋，精力充沛，有远见，但是残酷无情。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詹姆斯·希尔、杰伊·古尔德、摩根就是这样的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和他们相当的俄罗斯人。这些人并不是通常想像的那样，通过盗窃手段，而是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和金融杠杆获取对巨额财产的控制权的……俄罗斯的‘盗窃国库的贵族’和他们的美国前辈一样，不创造也不建设任何东西，他们从事的是建立帝国和进行改组的活动，换言之，他们更像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现有企业的结构。”

　　在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霍氏一直名列俄国最富有的几个商人。但与其他的金融、工业财阀不同，他比较低调。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宁等比霍氏风光得多，他们比较早地卷入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漩涡。而霍氏则“闷声发大财”，所以他留给人们的印象，主要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家。

　　但是，经过1998年的金融危机，尤其是进入普京时代以后，这些大财阀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蒙受了经济上的重大打击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已经流亡国外，他们以及当时呼风唤雨的同伴建立起来的金融、传媒帝国也纷纷瓦解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斥责。舆论以及当局总是把政府和寡头的斗争作为俄国的主要政治话题进行渲染。在古辛斯基事件之后的2000年7月，普京召见了21位大商人，要求大企业家们遵守新的游戏规则，要他们远离政治。

　　霍氏恰恰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改变自己的低调形象，越来越对政治感兴趣。他在2003年初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我打算在45岁时放弃生意。或许，我将进入政坛。”他还资助国家杜马中的两大反对派——左翼反对派俄共，右翼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集团。他对普京的政策持批评立场。他领导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主张修建通往中国大庆的石油管线，从而卷入了俄国的政治、外交纷争。

　　普京的作用

　　各种迹象显示，普京是参与霍氏被捕事件的。事件发生后，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立即提出辞呈。10月30日，普京解除了他的职务。从普京不惜拿掉最重要的政治助手来看，普京显然是逮捕霍氏的坚定支持者。

　　沃洛申虽然是叶利钦的重臣，但是，一般认为他也是普京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和政治化妆师之一。他对于寡头，也不是绝对地支持。比如2000年6月，俄检察当局逮捕了古辛斯基，此时上台才几周的普京正在西班牙访问，对此事表现得“很愕然”、“很无辜”。联想到沃洛申对古辛斯基一贯的批评态度，可以想见正是沃洛申策划了针对古辛斯基的行动。在霍氏事件上，普京和沃洛申的位置来了个180度的颠倒。包括总理卡西亚诺夫的表态，可以看作是对普京不考虑经济后果的不满。普京团队的内讧清晰地显示出，俄国国内政治开始了新一轮重组。这也意味着，2000年以来俄国政治平静期的结束。

　　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突然辞职，把权力交给了普京。对于这种罕见的政治景象的解释，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普京确实具有过人的政治素质，其二是叶利钦时代特有的政治形势。俄国的政治逻辑在叶利钦时代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线索，但是，叶利钦没有能力把这些线索和答案转化成具体的政策。他被各种利益集团包围着。这些既定的集团、势力，同新生的俄罗斯和他本人一起来到人间，他无法摆脱他们，就像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逻辑的落实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换人。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一再讲到他对新人的期待，在其政治生涯中，他总是一再通过换人来摆脱危机。

　　事实证明，叶利钦的辞职是成功的政治手段。因为，同他一起离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那些一直难缠的影子。随着他的下台，那些原来同他作对的政治人物，一下子失去了作用，他们的存在丧失了意义。那些与叶利钦为敌的老政治家随着叶利钦的辞职而变得不重要了。

　　与叶利钦时代动荡的政治局势不同，普京执政后，俄国国内政治局面异常平静。自叶利钦辞职到现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不存在与普京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些曾经与叶利钦争夺过总统座位的人，如久加诺夫，亚夫林斯基，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等等，基本上偃旗息鼓，不再挑战当局。政坛的这种局面，体现在普京的执政班子内部，则是相当稳定。

　　而霍氏事件则有可能成为新的挑战者崛起的先声。或许，霍氏以及支持他的政治势力就是这样的挑战者。

　　都是寡头惹的祸？

　　1990年代以来俄国执政当局和寡头斗争局面的形成，与当初转型时期的“和平赎买”政策有关。叶利钦曾说：“摧毁这么大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够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结果是，在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来自旧的苏联精英阶层；在地方领导人中，82%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大的实业界人物中，来自原来党的占43%，来自共青团的占37%，来自苏联经济领域的占38%。

　　除了“和平赎买”政策造成的遗患之外，俄国根据宪政主义原则重组国家和政府，也为前苏联官员、厂长、经理等既得利益者进入政府、影响政治进程，打开了方便之门。各种利益团体，抱着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士，都投入了影响政治进程的斗争，于是呈现出爆炸性的政治参与局面。新的俄罗斯国家，面临着这种来自被解放了的、极力想俘获国家的势力，无法执行稳定的政策，无法形成一套得到广泛认可的战略，政府本身也无法稳定。

　　针对各路诸侯竞逐国家权力的局面，叶利钦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组织一个稳定的力量同盟，以期确保向宪政国家转型的方向不出现倒退。实际上，叶利钦政府只有在这一方向上是坚决的，除此之外，都作了大量的妥协。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俄国转型为什么会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提出所谓的寡头资本主义问题。如果俄国选择暴力转型的道路，自然不会产生权贵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但是，正如盖达尔所说，暴力转型的代价可能是国内战争，代价比“和平赎买”要大得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旧的既得利益者转化来的新资产者，成了叶利钦政府的支持力量。叶利钦描述了“为什么当局和商贾们站在一起”的原因：“1996年3月，商贾们主动提出给我的竞选班子提供赞助；没有人提出过这个要求，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他们来保护的不是叶利钦，而是他们自己，保护他们的商业活动。”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俄国政权被寡头控制的说法出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从来就是反对派宣传家批判叶利钦政权的夸大其词的策略。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和之后一小段时间，商贾们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是他们拯救了俄国，他们也将支配俄国。但是，没有过太长时间，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显得幼稚可笑了。叶利钦重新当选总统不久，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大实业家、金融家影响政权的问题。他说，“现在的威胁已经不是共产党人，不是国内战争或者叛乱，不是地方分裂主义，不是我们戴着将军肩章的不太高明的拿破仑们，而是人们相互巧取豪夺，同时又毁坏着如此艰难建立起来的政治机构的大量资金。”

　　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寡头影响政权的问题，在选举之后不久就得到叶利钦的关注。在普京接手之前，叶利钦早已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大实业家对政府机构的影响。选举之后出现的不是政府和寡头的合流，而是二者的对抗。在此之后发生的几次政府危机，恰恰是这种对抗的结果。之后几届政府首脑，都把确立政府和政权的独立性视为重要目标。因此，那种把俄国的叶利钦时期称做寡头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需要橡皮警棍吗？

　　当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权杖的时候，一定也接过了叶利钦要他整顿“寡头”们的政治遗嘱。普京上台才几周就逮捕古辛斯基，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用“寡头问题”说事儿，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哗众取宠、邀取民意的政治伎俩。根据俄国左派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看法，寡头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已经覆没了。寡头除了1996年短暂的联合，他们也没有形成有共同阶级意识的联合体，相反他们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一些学者看来，所谓寡头问题，是硬塞给俄国社会意识的神话。一位俄国评论家写到：所有关于“寡头”主宰一切、关于他们对国家造成极度并且是负面影响的说法，不过是为了转移百姓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而释放的烟雾而已。1996～1997年之后，“寡头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或那个“寡头”混入的不同政权联盟之间的正常政治较量，并且寡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他们只是赞助者而已。

　　尽管事实上“寡头”早已以赞助者的身份进入了正常的政治较量，但是，既然寡头已经被神话为权力走廊里的阴谋家，那么，只要把一场政治较量简单地贴上打击寡头的标签，就会赢来掌声，就能够博取民众的欢迎。

　　我们已经指出，当局希望寡头们远离政治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大实业家自动成为民主法治制度积极建设力量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在很多国家，大实业家确实把国家俘获了，他们也成为独裁的支持者，成为反民主的力量。就此而言，普京针对大实业家所说的——“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就有几分真理性。

　　但是，认为政府一定会自动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假设，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牧人的鞭子，可以把羊群赶进羊圈。但是，牧人的鞭子也可能滥用，成为苛待政敌的工具。所以，保持对“橡皮警棍”的警惕，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就是一种正常的意识。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橡皮警棍就有可能成为警察国家的绝对支柱。而且，由于橡皮警棍总是在民粹主义的外观下使用，它更能迷惑公众。

　　霍氏被捕事件对于俄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难以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是寡头，他以实业家的身份影响政治不应当视作是寡头要挟国家。如果舆论分析的逮捕他出于政治原因是对的，那么，当局对他的犯罪指控就是借口；如果霍多尔科夫斯基确实存在着被指控的7项罪名，那么，就不要再用寡头与当局斗法做烟幕弹了，他犯了罪，但与他是不是寡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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