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孝文 任秋凌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个特殊日子，各国媒体都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艾滋病的有关知识。然而，一名极有才华的医生几年前便默默辞别牛津大学，埋身非洲，与妓女为伍，决心用他的一生，寻找一种可以结束这场人类大屠杀的灵丹妙药。不久前，美国和泰国的医疗公司相继宣布，艾滋病疫苗试验失败。但就在这个时候，非洲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些妓女身体里产生了抗体，艾滋病疫苗研究峰回路转———触目惊心：死者的鞋子堆成山

　　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在黏兮兮的池塘里嬉戏，周围是一排排肮脏的小窝棚；一位穿着“阿森纳”球衣的男子挤在人群中。这是你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巨大的贫民窟———马金戈经常看到的一幕。

　　如果你驾车走在它那迷宫似的曲曲折折的小巷上，会有很多吸引你注意的地方。但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鞋子。成千上万的鞋子，一堆堆地放在那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市场上那堆满鞋子的摇摇欲坠的货架。每一个角落，都堆放着无数堆！这的确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场景：这鞋子都是死人的鞋子，是那些死于艾滋病的人留下的鞋子！

　　人们往往把非洲的艾滋病灾难同14世纪发生在欧洲的瘟疫相提并论，但这是一个让人更加恐慌的情景。堆成山的鞋子，都是死人的鞋子，让人联想到了在纳粹集中营里做斗争的那些犹太人。设想一下，这场非洲大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以让人恐怖的速度不停地扩散，我们怎能容忍？！

　　统计数字反复出现，就会让人变得麻木，漠不关心。但是当世界上那些富有的国家把他们的资源毫不吝啬地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关注艾滋病。思考这样的事实：在非洲每天都有7000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最早出现于20年前，从那以后，已经有1700万人死于艾滋病，有多于3000万的非洲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美国和西欧利用抗逆转录酶素（ARVs）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艾滋病，但是非洲的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大都没有接受这种药物的治疗。50名创造奇迹的女子

　　在肯尼亚，一个已经变成灾难的代名词的地方，最近传出了一些有关治愈艾滋病的好消息。美国和英国也在关注肯尼亚，但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基地”组织可能躲藏在肯尼亚的问题。而对肯尼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使125万名儿童变成孤儿的艾滋病！

　　马金戈是同艾滋病做斗争的主要战场，一个叫做阿加萨的女人被推到了最前线。这个女人的生活肮脏得令你无法想象———她是一个妓女，在马金戈的一个小窝棚里接客，那个小窝棚不能同时容下两张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不可思议地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阿加萨今年52岁，已经做了祖母。但是她仍然进行性交易。幸运的是，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可以接待40个嫖客，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系统体检中，她从没被检查出HIV呈阳性。

　　阿加萨是来自马金戈的50名妓女中的一个，这50名妓女创造了一个抵御艾滋病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她们的主顾的十分之一已经死于艾滋病，她们的同行已经有95%的人死于艾滋病。但内罗毕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后发现，这些妓女体内有大量的白血球，可以杀死感染了HIV的细胞！内罗毕大学的医学系实验室利用从这些女子身上得到的信息来试验疫苗。最早的临床实验将会在今年启动。世界上没有其他项目能比这个还先进，也没有其他项目能够提供更多的希望找到“圣杯”———艾滋病的彻底解决办法。

　　总是伴随着问题的非洲，可能会在艾滋病的最终解决中，贡献出很大的力量。非洲正在为自己的事情而努力。在抵抗艾滋病的研究过程中，非洲不仅提供了50名奇迹般的女子，而且提供了科学的专业知识。站在疫苗研究的最前沿

　　“我们目前正处在刀刃上，”肯尼亚艾滋疫苗研究中心（KAVI）项目负责人奥穆·安扎拉博士说，“早期美国所做的实验关注利用抗体来寻找艾滋疫苗的可能性，但是那些作用不大。我们现在正在走‘细胞路线’，这才是战胜艾滋病的正确方向。我们站在了世界的学科最前沿。”

　　这不是无聊的自夸。肯尼亚艾滋疫苗研究中心在同牛津大学的研究合作过程中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非政府艾滋病研究组织和国际艾滋疫苗研究中心（IAVI）的资助。比尔·盖茨对国际艾滋疫苗研究中心捐出了巨款。

　　“我们最早和国际艾滋疫苗研究中心联系是在1998年，那时他们还怀疑我们，”安扎拉说道，“他们觉得以前这种疫苗试验从没有在非洲进行过。我说，‘不错，但是请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于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美国提供金钱来支持做出贡献的现代研究机构，内罗毕大学和斯巴达医学系的实验室装备了最新的技术设备。

　　安扎拉在加拿大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又在牛津取得博士后学位。他现在具备了一个勇士的信心，可以克服前进途中的任何障碍。安扎拉生活在一个13人的家庭中，在他19岁的那年，他母亲死于哮喘病。这么轻微的一种疾病竟然杀死了他的母亲，这一事实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觉得自己的国家需要更多更好的医生。

　　安扎拉是一名强健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具有运动员一般的灵活性。毫无疑问，他所从事的事业，让他成为目前几百万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希望。“我家里人想说服我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英国，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我早就可以赚很多钱了，”安扎拉说，“他们说的是事实。在这里没有任何私人药品公司和我们合作。我们和牛津以及国际艾滋疫苗研究中心都有研究艾滋疫苗的专利，但是这是在我们不能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索要回报的条件下换来的。私人公司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宁可制造伟哥，或者其他赚钱的药物。但是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研究艾滋疫苗更有价值。”非洲国家当自强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除了艾滋病以外的其他大的疾病，都促成了非洲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安扎拉说：“看看食品援助，它已经被制度化了。我认识一些欧洲人，他们看见25年前来这儿时见到的那些领取援助的人至今依然在领取援助时，感到非常惊讶。援助本是出于很多很好的意图，但我们变得习惯于接受援助，结果是整个非洲的人都只是坐着等！等待下一批援助的到来。”

　　“每个人都总说，我们解决艾滋病问题所需要的就是使抗逆转录酶素（ARVs）变得有用起来，”他说，“人们都在叫：‘ARVs!ARVs’，认为富国应该无偿或者以低价提供。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艾滋病预防也变得和食品援助的模式一样。免费的药物，免费的帮助———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援助枯竭了，会发生什么事？”

　　安扎拉认为，非洲非常有必要参与疫苗的研制，而引导一项新的研究文化的想法使他激动。“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别的这样的事情了，它崭新而又独特，我们依靠自己。疫苗有可能有效，也有可能无效。如果它有效，我们很可能还得等个六七年来确定其效果，研究就是这样，痛苦，还经常令人泄气；但即使疫苗无效，我们也是开了一种科学传统，它将由青年学生们传播出去。我们会有技能和信心去探索其他妨害人类的疾病。”

　　安扎拉于1987年开始在马金戈对卖淫业进行调查。如今，与过去的模式相反，全世界的医生们都来学习他的工作。“我们的确有数量惊人的数据，全球无双，”他说。“阿加萨的情况已经被细致地监控了很多年。”祖母级妓女配合疫苗研究

　　监控是在马金戈的一家小诊所进行的，这是一座小而陈旧的红砖建筑，在其他的背景下也许会显得毫不起眼。但是在开车见过了贫民区那几乎不能挤过去的人群、破烂小木屋和鞋子以后，这座小小的红色房子其实就像泰姬陵一样堂皇高大。

　　阿加萨也不是人们通常想象中的妓女：不仅因为她是一名祖母，有五个自己的孩子。她的整个行为使你联想到另一种类型的人———那种你会毫不犹豫把你的小孩让她照顾的人。她长着一张圆胖的脸，丰满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包裹在一种黄绿色的非洲粗棉织物中。

　　她对每个顾客收费35便士，只在白天接客，晚上从不接客。“我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我不想她们知道我把我们的家当成了我的办公室。她们不知道我靠什么谋生，我想就这样比较好。我不希望她们像我一样完蛋。”她摇着头，眼睛里含着泪水。

　　阿加萨是一个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普通女人。与30年的卖淫生涯形成的坚强相反，她会对有些问题尴尬地笑笑。在这样的年龄怎么继续做下去？她看着地板，承认这不容易：“我感到胸口很疼，我太老了。”但仍有一些人不想用安全套：“有些人你怎么劝他们也不用。这很可怕，尤其是那些已经呈阳性的人，他们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或许他们就想传染给你。”一些客人经常来，与她很熟了，阿加萨准许这些人可以不用安全套。如果是一名新客人，阿加萨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如果她整天都没等来一个客人，这个时候，她会考虑这样的要求。

　　其中一名从来不戴安全套的客人是她的大主顾。她说：“每个人（妓女）都需要一个大主顾来帮你支付账单。”她以前的大主顾因感染霍乱死在监狱里。那么，她与这位新大主顾之间固定来往是否已经有了爱的成分在里面？她觉得问这样的问题简直是在开玩笑。

　　阿加萨身上有艾滋病抗体，对于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她亲眼看到很多妓女染上了病，先是变瞎，接着变聋，最后吃不下东西，一命呜呼。她承认：“当我完事后发现安全套破裂———这种事经常有，我就很害怕。”

　　法拉是另一位产生抗体的妓女，今年42岁。她表示：“我两个最小的孩子的父亲死于艾滋病，我与他过夫妻生活从来不戴安全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染上这种病，或许是因为我的命硬，让我多活几年。”法拉有五个孩子，还有两个孙子。和阿加萨一样，她住的小房子也没有电和水。但她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向命运低头：“我希望真主让我长寿，帮助我们找到治疗艾滋病的疫苗。”

　　阿加萨也有同样的感受，她是主动来到诊所，要求接受疫苗试验的。她说：“我的命很不好，这我知道，但参加这样的试验，如果能为治疗艾滋病做点贡献，我很高兴。我恨自己的谋生手段，但如果我能帮一帮他人，即使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是高兴的。”（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