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苏联“幽灵雇佣军”的滴血征战生涯

外藉军团是法国政府使用频率最高的武装团体；准军事特工是美国中情局在反恐怖战争中冲在最前线的武装利器；外国雇佣军是非洲国家政变最常见的主角。这些刀尖舔血的雇佣军人常常成为好莱坞大片或者惊险小说里最常见的角色，是英雄也是魔鬼的化身。然而，没有人知道的是，前苏联和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有一支根本不为世人所知的雇佣军--它名义上根本就不存在在苏联的任何军事编制上都查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位苏联俄罗斯领导人承认它的存在，更没有任何外人知道它的底细；可它实际上却无处不在：被派到非洲干预当地的政局，潜入中南美洲试图在美国的“后院”放火，独自征战车臣剿杀武装叛匪。这就是苏联俄罗斯的“幽灵雇佣军”。11月28日的俄罗斯[真理报]采访到了一名50岁的苏俄“幽灵雇佣军”士兵的自述，首次曝光这么一支最鲜为人知的苏俄秘密部队。

**两获红星勋章的无家可归者看起来依然很尊严**

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50岁的无家可归者，但他得过两枚苏联最高荣誉勋章--红星勋章！

记者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匀称的头部和肩膀，梳理得很漂亮的头发，非常干净的衣服。有人说他刚刚戒了酒，可记者半点也看不出他酗过酒的痕迹。就连他的脸也显得很漂亮，只是下巴有点变形。

他显然已经看懂了我的顾虑，马上就接茬解释说：“这是在非洲埃塞尔比亚被俘虏的时候折腾的！”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起来就象是婴孩一样：湛蓝充满了信任。有那么一分钟，记者有一种我们已经相识许久，只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面的的奇异感觉。接下来是他滔滔不绝的自述。

**被‘超级特种战部队’挑中而成了特殊的孤儿**

“我叫斯坦尼斯洛沃-特罗申，50年前出生在苏联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我有许多亲朋好友，有兄弟姐妹，只是我们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我成了孤儿--一个有家有亲人有社国的‘孤儿’。我一岁半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把我送进了一所‘孤儿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可当我和大之后，人们才发现我妈妈是单位的党委书记，我爸爸是一个试飞员！

后来我隐隐听说，并不是我爸爸妈妈忍心把我丢进‘孤儿院’，而是‘组织’上找到了我爸爸妈妈，总之，是‘组织’上相中了我，那就不难理解我爸妈为什么不得不把我送进‘孤儿院’了。从那以后，我就在‘孤儿院’里生活学习成长。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情况并不理想，所以我们都觉得饿，成天都绞尽脑汁找吃的。我迄今还记得一个推着车子分面包的老人，当我们猛扑过去的时候，他就挥鞭子打我们！就在那个全军事化的‘孤儿院’里我被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学院上学。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就在大学期间，我就参加了营救42名人质的行动，并且获得了第一枚红星勋章。由于那次行动迄今仍属国家机密，所以我不能透露更详细的情况。

我们后来才慢慢地知道，我们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孤儿’是苏军为了培养超级特种战士兵的做法，我们得学会在极端的环境，甚至被别人视为地狱般的环境下生存并且战斗，我们就是要在别人根本无法生存的环境下战斗。我们这些被国家制造出的‘孤儿’后来陆续成为超级特种兵，被人称为‘海猫’，‘沙漠虎’等等。在许多战斗中都能见到我们的身影，比如说在攻克阿富汗总统府，枪杀阿明总统的战斗中就是我们在作战，而不是向外界公开的苏联海军陆战队。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我们的指挥官能给我们的就是命令和勋章！

**转战全世界痛失妻子儿子**

大学毕业后，祖国立即派我们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我自己到过四大洲--非洲，亚洲，拉美，欧洲就更不用说了。指挥官绝对不许多我们在执行任务时照像，可血气方刚的我们不顾死命令偷偷地拍了许多照片。我的影集里就收藏有许多我当年执行特殊任务时的照片，现在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干的，所以你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叫伊戈尔。由于当爸爸的我成年在一个又一个外国执行绝密任务，所以孩子的成长就靠孩子他妈了。

1984年，我在拉美某国执行摧毁贩毒集团的任务，而美国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让我们摧毁，因此我们遭到了暗算，执行绝密任务的人中了别人的毒气。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塔什干医院的病床上了。等我伤好之后，我终于离开了部队。在跟妻子商量之后，我们定居塞瓦斯托波尔。然而，我甜蜜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儿子参军后不久便在一次执行“国家任务”时牺牲，没有人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我知道也问不出什么。不久，我妻子也悲伤而死。此时，我悲痛得无法自抑。我开始酗酒，然而，突然有一天，好象有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声音在告诉我说：“别喝了，如果再喝的话，我们就不爱你了！”

我顿时清醒过来，摇了摇头，决定重新振作起来，马上写信给原来的长官，希望能重新入伍。尽管我37岁了，但他们还是接纳了我，我很快就被派到塔吉克斯坦南部边境。这时候的我已经没有爱，没有家庭，一切都以战斗为主了。

**在车臣被俘虏当了长时间的奴隶**

1995年，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车臣的格罗兹尼。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一个战友踩响了一颗地雷，等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和另一个18岁半的新兵亚历山大成了车臣武装人员的俘虏。10个车臣人成了我们的“主人”，他们先是将我们一顿痛打，挨了打之后，我还得用普通的缝衣针缝起被打破的头。我之所以没有被打死，看来是在黄泉下的母子俩保了我。

此后，我就成了车臣武装人员的奴隶，他们把我当马一样使唤，让我种25亩的玉米地。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只让我们穿一衣短裤，而我们的迷彩服早在被俘虏的时候就已经被剥光了。我还有一件白衫衣，但也只有到晚上他们检查之后才能让我穿上。为了污辱我们，他们故意让一个“老姐姐”检查摸身！我们吃的不过是一小块面包和一碗水而已。

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跑的事。然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夜里有大狗在外面守着，根本别想有丝毫的动静。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那些车臣人想让我改变信仰，我没有拒绝，只是请求他们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根据他们的习惯做法，如果我想改变信仰的话，那么我就得杀一名俄罗斯人。这里能杀的俄罗斯人当然就是18岁半的亚历山大！车臣人显然放松了对我们的警惕，只留下那个“姐姐”看我们，而她睡觉睡得很死。终于有一天，我悄声对亚历山大说：“亚历山大，咱们掀掀屋顶看看。”我希望那屋顶不是用木头盖的，幸运的是，那房顶是用干草搭的，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掏出一个洞，然后乘着夜幕溜出了村子，向野外狂奔。跑了大约六公里左右，我听到了追来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我们赶紧隐蔽起来。因为害怕曝露目标，所以我干脆脱掉了白衫衣。这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亚历山大的心也蹦蹦地跳着，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被逮住的话，那么就死定了。

那辆车就从我们跟前驶过，因为下着大雨，所以没有人发现我们，但我们却清楚地看到车窗里升出的枪口。我们又跑了55公里，终于看到了一条铁路，是从车臣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我们不顾一切地跳上最后一节车厢，偷偷地躲藏在一堆行李中，经过许多个小时的行程，我才终于返回自己的部队。

当我走进我们长官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全都惊叫起来：“天呐，我们正准备把你的名字往纪念册上加哩！”

**只想有个家以养天年**

特罗申终于觉得自己是老了，他只能在离城市很远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靠植树为生。直到这时候，特罗申说：“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做梦，梦到那些死去的战友常常跟我说话。我现在是单身，希望能跟亲友团聚，可我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他们，他们还需不需要我。”

实际上，特罗申不得不放弃了希望，走进了婚姻介绍所，他告诉记者说：“我想找一个能理解我的女人，我不喝酒，会做好多事情，也能做家务。”实际上，特罗申现在只想有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