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梦魇　肆虐非洲(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2日14:31 扬子晚报

　　昨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就像一颗火星，在非洲社会这堆干柴里，引发起熊熊烈焰，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殒命。

　　梦魇成为现实

　　试想想这样一种生活吧：

　　早晨你起了床，和三个小孩吃了早饭。其中一个已注定要在婴幼儿期夭折。你丈夫在300英里外谋生，要两年才回一次家，在这期间，他到处和别的女人睡觉。以致他来家时，你的每一个性交动作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你去干活时要经过那座屋子，一位10多岁的少年，正在看顾着年幼的妹妹们，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而另一户人家的女主妇，因为要丈夫使用避孕套，被辱骂为婊子，昏头昏脑一顿痛打后，给扔在大街上。那里正躺着一名奄奄一息的男子，他无法去看医生，上诊所，去买药，没有食物，没有毯子，甚至还听不到一句温和的话语。

　　干活时你和同事聊天，而另外一名伙伴已病入膏肓。你们窃窃私语谈论起一位朋友，她承认自己染上了瘟疫，结果被邻居们用石头打死。在工余时间里，你每周六都要去参加葬礼。上床睡觉时，你担心那些和你同龄的人，他们恐怕活不到40岁了。你，你的邻人，你的那些政治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对这一切仿佛熟视无睹，无所作为。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个非洲地区，这场梦魇已实实在在成为现实。“艾滋病”一词很少有人愿意提及，在这场致命的浩劫的原点地带，最为登峰造极的悲剧就是，有如此众多的人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什么。

　　艾滋病毒正无情地横扫这一片大陆，这是非洲大陆迄今为止遭遇的最严峻的考验，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正竭力来对付这场可怕的浩劫，而社会上的其他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别处。在拥挤的医院病床和树林中孤零零的棚子里，鲜血和肌肉正从病人的骨头上丝丝剥离。停尸房里塞满了尸体，上层的尸体将下面的那些躯体上的面孔挤压得失去了模样。草草堆起的坟包让大地裹上了累累伤痕，一处处坟墓上不见姓名，也不见号码。形单影只的孤儿，正在悲泣早早失去了父母，悲泣兄弟姐妹已在风中消散。

　　受害者们不会疾呼苦楚，医生和讣告不会提及这位无情杀手的名姓。蒙羞受辱的家人深居简出。领导者们躲避着责任。铁板一样的沉默预示着这种疾病的胜利：否认并不能让病毒退避三舍。

　　发达国家大体上也在保持沉默。非洲的艾滋病，从来就没能像其它“苦差”——有时甚至是次要一些的苦差那样，得到西方世界的充分反应。我们只付出了一星半点的关注，在国际大会到来时将聚光灯打开，随即又将其关闭。好心的捐助者在行善，各国政府也承认必须采取更多的动作。但如果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真的发生在西方，那我们作出的努力将何其不同。

　　错综复杂的瘟疫

　　现在你看到了病人、死者和孤儿的情景。你听到了骇人听闻的数字：最新感染者的数字，死者数字，得不到照顾的病人的数字，注定要蹈死而如幽灵般四出晃荡的病人的数字。

　　但要理解艾滋光顾非洲大陆而带来的全面恐怖，我们还是去会会南非德班港化名为汉巴拉莉的女子，弗朗西斯镇上的男孩法勒（化名），津巴布韦布拉瓦约自称为桑蒂韦的女人，和长途卡车司机奇科卡（化名）。当你听说了笼罩在这些垂死挣扎的人们周围的羞愧、耻辱、无知、贫穷、性暴力、移动人口、乱交、政治上的麻木和可怕的沉默，你会开始明白艾滋病是怎样以它的致命毒性，夺走非洲大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作为衡量这种沉默的一个尺度，一些当事人请求我们不要公布其真实姓名，以保护其隐私。

　　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得知，当一种疾病跳跃出医疗系统的制约而侵蚀整个国家机体，感染的不只是一个个的个体而是整个社会时，会出现何种情形。当艾滋病毒迁入人类体内后，它和失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纠缠在一块，演变成了一场错综复杂的瘟疫，从而加速了病毒的蔓延，并阻碍着有效性干预的进行。

　　我们来到了非洲大陆南端紧邻的三个国家——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这里是艾滋瘟疫中心的核心地带。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承受了一场无声无息的感染入侵，即将到来的大难方方面面都掩藏于其中。而现在无所不在的死亡场景，正在揭示这场浩劫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规模。

　　非洲艾滋病和其在美国的流行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在美国，艾滋病仅仅威胁到高危人群，而且通过深入的教育、得力的政治举措和昂贵的药物治疗，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控制。而在非洲，艾滋病酝酿的是达尔文“适者生存”说的悖论。在这里死去的，不是那些最最脆弱而是最健康的人们，成年人被裹挟而去，剩下的只是些老弱病残。你无法辨别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所有性生活活跃的人，都面临着危险。那些毫无知觉地从母亲身上传染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家庭能幸免于艾滋病毒的魔爪。大多数人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和何时染上病毒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已感染，而那些知道已感染而躺着等死的人许多不会将真相告诉任何人。对于这些艾滋病人，非洲无力提供治疗。

　　他们即将死亡，死于肺结?恕⒎窝住⒛阅ぱ住⒘〖玻烙谌魏我恢肿钕韧黄破渖硖迕庖呋频募膊　6涫烤」芤压诶淇幔赡芑乖对侗坏凸馈Ｕ饫锶匀幻挥写蠊婺5陌滩《炯觳庑卸焊腥韭手饕菰懈局邪滩《靖霭咐醇扑恪Ｕ庑┕宜劳鲋っ鳎⒉唤塘腥胨酪颉Ｄ戏潜壤胀永谴笱А鞍滩⊙芯恐行摹钡穆昀觥た死鑫嫠担骸拔颐怯涤械娜魏问荻际遣豢煽康摹Ｈ魏稳硕际窃诓虏狻！?

　　致命的肺结核

　　图格拉渡口家庭护理计划中的309号病例，现在正在有人用木板拼就的床上剧烈地颤抖，一张磨损了的床单一直拉到了他鼻孔底下。他皮肤红热，眼睛灼亮，带着结核病人的细微呼吸。他孤零零呆着，正在扑簌掉土的泥墙之内寒冷刺骨。他的窝棚位于穆辛加山顶上，虽然山岭山顶雨打风吹，和草原景色壮美，足可以让健康的人心驰神往，但我们称其为库马罗的这名22岁青年，尽管自己并不知情，但确实已患上艾滋病，因而他的目光看来更多地体现了自己内心纯粹的恐惧。

　　在能开口说话前，他的喉咙被喘气时的一阵阵痉挛攫住。剧烈的痛楚挤压着他的胸膛，呼吸变成了浅浅的喘气。呕吐症状今天要好些了，但便秘迫使他蜷起了腿，他太虚弱了，无法去外面“放松”一下。他记不清自己病了多久了，反正是“很长时间了，也许有6个月了”。他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相信这仅仅只是肺结核。当我们问他为何病得这样厉害时，他说：“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一点。”

　　但恐惧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眼睛。他曾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理发沙龙里上班，住在一处便宜的郊区男客客栈里，有过“几个”女朋友。他了解客栈里的其他年轻男子，他们也时不时地生病。当他们像他这样病重而再也无法工作时，便拖着脚步回到像穆辛加这样的乡村里。不过库马罗不愿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为什么去那里？”他说，“你在哪里生病，最后就死在哪里。”“他说得对，”托尼·莫尔博士说，“我们没有对付艾滋病的药物。因此许多的医院都告诉他们，你得艾滋了，我们没法帮你，回家等死吧。”在图格拉渡口掌管着一家有350张病床的医院，就是他沿着灰尘扑扑的小道将我们带到了这里。“除非能得到治疗，否则也无人愿意接受检查，”他补充说，“如果可供选择的只是知道真相而又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宁愿不知道。”

　　攸关生死的无知

　　在这里和遍布于非洲乡村的家庭里，那些垂死的病人说，正在折磨他们的家人和邻居的疾病，只不过是他们永恒的贫穷所带来的司空见惯的后果。要不就是巫术在作怪。你干下了什么坏事，因而着了魔。邻居们的嫉妒侵蚀了你的身体。你惹恼了你先人的灵魂，他们因而在诅咒你。南非的一些人相信：这种疾病是白人引入的，目的是在种族隔离结束后来控制黑人的人口。

　　对于艾滋病的无知仍然是深远的。但因为频频进行着的葬礼，南部非洲人不能不意识到，在这当中潜藏着更成系统、更凶险的东西。每周星期六，通常还有星期天，邻居们一路跋涉前往公墓，为那些突然间比老人还更容易逝去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送葬。那些家庭会说，杀害儿子、妻子、婴儿的，只是肺结核、肺炎、虐疾。但德班家庭护理志愿者布西·马格瓦兹说：“现在你开始可以听到真相了。在教堂里，在墓地里，他们会说，‘对，她是死于艾滋病’。哦，即使死者家庭不愿承认，但人们也在谈论它了。”

　　这场瘟疫之所以变得失去了控制，无知要算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调查表明，许多的非洲人现在开始知道，有一种叫做艾滋的疾病能通过性传播，它是无法治愈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危险不会落到他们头上。而他们这一点模模糊糊的知识，并不能导致他们性行为的改变。当还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这一疾病时，你轻易就明白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仍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存在。饥荒、战争、绝望的暴力，种族仇恨，日复一日的贫困，矿井里和路上的凶险，非洲人一直被如此众多的危机所困扰，艾滋病的迟缓危险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

　　走投无路的“贱民”

　　承认艾滋已入体，将被人们视为恶魔。汉巴拉莉51岁了，正患艾滋病。她的哥哥也一样。但她承认了，而哥哥没有。但在位于乌姆拉兹镇肮脏街道上的破破烂烂的娘家里，她的母亲守着儿子，护理他，保护着他，完全否认他除了肺结核外还有其他病因，而汉巴拉莉声称，弟弟身上已出现艾滋病的明显迹象。承认真相的汉巴拉莉被扫地出门，最初是从自己家中，然后是社会。

　　汉巴拉莉曾在德班作家仆，多年来忠诚地将全部工资寄给母亲。她有过好多次恋爱，生育了4个孩子。“我爱最后的那位男子，”她回忆说，“他走后，我就再没有过恋人了，也没了性生活。”那是1992年，但她已感染艾滋病毒。

　　1996年，她病倒了，雇主将她送到一位私人医生那里。医生诊断不出她的病症，于是帮她验了血，发现她携带了艾滋病毒。“我希望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她说，泪珠从深陷的脸颊上滴落，“我问医生有没有药，他说没有。我又问他‘难道你就不能让我活下去吗？’”医生束手无策，只好打发她走。她说：“我无法面对这个字眼。夜间我辗转难眠。我坐在床上，苦苦思虑，苦苦祈祷。日日夜夜我见不到一个人。我追问上帝，这到底是为什么？”

　　汉巴拉莉的雇主连她的确切病情也没问，就将她解雇了。在好几个星期里，她一直无法鼓起勇气来告诉任何人。然后她告诉了孩子们，他们既羞愧又惊恐。随后她又更为艰难地告诉了母亲。母亲为此大为光火，因为如果女儿再不能工作，她就要损失钱财。她大发雷霆，命令女儿从家中滚出去。当女儿不愿离开时，母亲威胁要卖掉屋子，来摆脱女儿。然后木栅栏将女儿的房子隔开来，让她沦为贱民，孤孤单单地呆在一个狭窄黑暗的空间里，那里没有窗户，只有薄薄的一扇门通向过道。汉巴拉莉必须挣个一文半文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她在房子里摆了一架售货车，卖些啤酒、香烟和糖果，只有那些胆子大的人才敢来买东西。她说：“有时他们会来买，有时不买，我就是靠这个过活。”

　　母亲不愿和她说话。德班城前来看望汉巴拉莉的家庭护理志愿者马格瓦兹说：“如果你的家人都不接受你，那更别说其他人了。”当汉巴拉莉贸然走出屋外时，邻居们呵斥她，顽皮的孩子抢她的钱包，孩子们嘲弄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厌倦了她的病症，不愿再帮助她了。她悲叹说：“当我无法起床时，他们也不给我带点吃的东西。”有一天，当地的年轻人闯入她的房中，诅咒她是巫婆和娼妓，并且殴打她。当她报警后，年轻人又杀回来，威胁说要烧掉她的屋子。

　　但只是母亲的拒绝，才最让汉巴拉莉最伤心。她抽泣着说：“她在为我弟弟掩藏着病情，但她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呢？”她的手不停歇地摩挲着覆盖在薄如纸张的躯体上的被子，说：“我知道她不会好好收埋我的。我知道在我走后，她不会照顾我的孩子们的。”

　　没勇气面对真相

　　加布拉尼·沙巴斯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但是，他担心弟弟因此受到连累。他在卡瓦朱库纳塔尔地区的一所学校教书。他说，这里的人们都知道艾滋病无处不在，但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它。他凝视着山上的几座茅屋，他的家就在那里。“据我所知，这里就有20个人死于艾滋病。但是，没有一个家庭说过他们的亲人患的是艾滋病。其实，他们都知道，只不过他们故意隐瞒而已。”

　　在艾滋病的问题上，沙巴斯的家庭也不例外。沙巴斯的弟弟也是一名教师，前几天，他由于患了重病，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于是从德班(南非东部城市)回到家里。开始时他说自己患的是肺结核，但仅仅6个月后，他服用的药物就无法遏制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了。沙巴斯的妻子娜玛莎是一名护士，她怀疑弟弟患的是某种更严重的疾病。最后，沙巴斯询问医生，他的弟弟到底患了什么绝症，但医生说需要保密，不能告诉他。沙巴斯说：“我的弟弟没有勇气告诉我真相，我也没有勇气去问他。”沙巴斯的眼睛盯着弟弟的房子，看起来很悲伤。

　　肯尼迪·福格瓦是一个志愿者，他是一名医生，虽然已过中年，但显得很有活力。他坐在博茨瓦纳的弗朗西斯小镇一家空荡荡的诊所里，该诊所是由美国援建的，主要为病人提供血液化验服务。福格瓦一直在考虑如何打破当地对于艾滋病的沉默态度。弗朗西斯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得惊人，但是当地人一直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存在，原因是艾滋病和性有关。福格瓦说：“我们从来不对外人透露诊断结果，但是一旦人们来过这个诊所，他就受到当地人的鄙视。”非洲人认为凡是与性有关的任何事都应该保密。“如果是一个男人来我们这里，那么人们会说他乱搞；如果一个女人来这里，人们就说她淫荡。如果有人公开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那么他就会受到鄙视。”

　　比勒陀利亚大学的玛丽·柯如评论说：“非洲人认为假如你得了艾滋病，那么你一定做了坏事。艾滋病在这里代表一种不道德的生活。羞于谈论性的习俗似乎比生命健康更重要。我们没有坦率谈论性的习惯，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讨论艾滋病。”福格瓦他们试图通过发宣传材料，举办年轻人的聚会，发放免费避孕套等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但是，他们不理解非洲这种视尊严高于生命的文化价值观。柯如指出：“人们没有勇气走出来说，‘告诉我我的艾滋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人们更没有勇气去治疗这种疾病。也许以后会改变吧。”柯如叹息着说。莫尔是南非的一名医生，他告诉记者：“我从来不在病人的诊断书上写艾滋病，我一般写脑膜炎或者痢疾。这是可以查阅的东西，如果被其他人知道了，病人家属会非常痛恨医生的。”几年前，医生们甚至被禁止在医疗文件内提及艾滋病；现在，他们可以在病人的病历上记录艾滋病的血液化验结果，以此来保护那些健康的人。莫尔等医生还在说服医院在病人的死亡证明书上公开写明艾滋病。

　　卡车司机的“本能”

　　在当地，男人们都要到外地工作，有的还要经常越过边境。这种流动性加快了艾滋病的传播。路易斯·奇科卡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受访者。奇科卡是一名卡车司机，他长年累月开车行驶在博茨瓦纳的高速公路上。那条路长350英里，中间穿越荒无人烟的丛林，这里是150万人的家园。历史上，它曾经一度带来大量的采矿者来开采博茨瓦纳丰富的钻石资源。现在，它是卡车司机们的大陆交通线，他们从南非运载货物，一路到?锓侵薮舐街胁康厍虼耍馓趼废呖梢猿谱鞑┐耐吣傻木蒙摺5窍衷冢哺钡厝舜戳税滩　?

　　奇科卡把他的18轮卡车停在弗朗西斯镇路边一个肮脏的旅店旁，弗朗西斯是非洲大陆贸易的交汇点，但同时那里的成年人艾滋病毒携带者高达43％。奇科卡是一个乐观的中年人，在12个小时的辛苦工作之后，他还是精神抖擞。他已经在高速路上跑了两周了，下周四他才能到达目的地刚果。奇科卡今年39岁，有三个孩子，已经是一名有12年驾龄的司机了。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点燃一支烟，奇科卡开始洋洋得意地谈起和性有关的话题。他指着远处站着的一个女人说：“我们把这些当地女人称作‘婊子’。她们总是呆在这里为司机提供‘短暂服务’。”“什么是短暂服务？”奇科卡解释说：“就是很快地让你射精的那种。我们一般到那边的树林里去做，有时候就干脆在卡车里解决。一般每次花不到3美元。”

　　奇科卡朝一个坐在一堆纸箱边的女人点头打招呼，他告诉记者：“我们喜欢找这些人，她们是女商贩，带着几盒子水果或者卫生纸、玩具之类的东西，在路边拦车，希望司机免费载她们去外地。她们总是主动找我们，我们私下商量给她们搭载货物，这是一笔没有现金的交易，她们用肉体来补偿我们。”奇科卡也承认这是不健康的做法，容易得病。但他辩解说：“天哪，我在外面跑了几周。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需要性。”

　　奇科卡最喜欢的是“干燥性交”。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为了取悦男人，女人坐在放了漂白粉或盐水的盆里，或者在阴道里塞上收敛性的药草、烟草或者化肥。阴道里的组织细胞于是开始肿胀，而自然润滑剂就被消除了。随之而来的“干燥性交”对于女人来说是痛苦和危险的。阴道柔软的内壁很容易被擦伤。“干燥性交”扩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在每次的性交中，其感染的危险是男子的两倍。奇科卡说，女人可以为提供“干燥性交”而索取更多的报酬，通常约合6－7美元，这已足够支付一个孩子的学费，或者够吃一个星期了。

　　奇科卡知道乱交会将传染病带回家，然后传染给自己的妻子；他知道如果得了艾滋病是要死的。可是，他又说：“艾滋病的确很恐怖，不过，性是人的本能，它不像吸烟、喝酒那样可以强行戒掉。”

　　在当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着和奇科卡同样的生活，他们离开家乡的妻儿子女，到外面的世界去拼命赚钱。夜晚，他们住在偏僻的小旅店里，很多男人挤在一起睡。在寂寞与无聊之中，他们很容易去找妓女，很多人由此染上艾滋病。回家后，他们又把艾滋病传染给毫不知情的妻子。在非洲南部地区，这种典型的传播方式是如此普遍，以致许多乡村的感染比率与城市不相上下。

　　精英阶层也难逃

　　假如艾滋病仅仅在卡车司机等贫困的下层人中传播，那么非洲的艾滋病形势也不至于像目前这样严峻。可惜的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群体中，比如士兵、医生、警察、教师还有政府官员中，艾滋病患者的数量也相当多。由于南非实行的公务员制度常常使人们在遥远的地区工作，他们有钱，但是长期没有妻子陪伴。于是，花钱寻找妓女就成了一件常事。结果就使艾滋病逐渐在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中扩散。

　　沙巴斯很担心他所在的地区没有足够的教师，最近几个月，他已经参加了六名教师的葬礼，他们都是他的同事，他们都死于艾滋病。但是，在葬礼上和私下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艾滋病三个字。沙巴斯说：“南非的教师是艾滋病感染率极高的一个群体，但他们一般隐瞒自己的病情，直至被疾病夺取生命才为外界所知。”

　　对于教师来讲，寻找性伙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农村，很多妇女需要钱，她们有时候也用这种方式来换取免交子女的学费。更有甚者，学校里的女学生也被牵扯进来，而且很多女生以此为荣，很多女生还向自己的同伴吹嘘这种经历。

　　可悲的妓女

　　在津巴布韦南部城市布拉瓦约，我们采访了一位“性工作者”。她指引着我们把车开到了市郊一块芦苇丛生的地方。她可不想让邻居们看到她接受了采访。她很担心家人发现她是个妓女。她让我们叫她桑蒂韦。那天她在市中心的街头等“客人”的时候穿了一件连衣裙，打扮得端庄得体。其实大多干那事的妇女，在昏暗的街头游荡的时候都是这样着装的。没有人穿迷你裙，没有人穿紧身衣，你看不到裸露到肚脐的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津巴布韦都是一个讲究端庄得体的社会，人们对从事性交易的人很反感，也讨厌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

　　但这根本不能阻止桑蒂韦选择一种“较为省力的方式”，使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1992年当她对于找工作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她以非法途径溜进了南非。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饭店里清扫地板。在那里她意外地遇上了一个从自己家乡来的厨师。他也是非法进入南非的。他们有了两个女儿，然后他们结婚了。但一天晚上上班的时候他中枪倒地。

　　她把他的尸体带回家埋葬了。然后她被送到丈夫的亲人那里接受“净化”。“净化”是当地的习俗，就是赋予死者的兄弟以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和死者的妻子同房。桑蒂韦在1998年的艾滋病毒测试显示阴性，这表明她没有被感染。但如果她是阳性的话，这种“净化”仪式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传染艾滋病的媒介。

　　丈夫的亲戚们想要收养她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自己的都已经死掉了。他们还想把她嫁给一个远居丛林的老叔父。她逃走了。桑蒂韦孤身一人，渐渐绝望。“我不能让孩子们饿死”。一天她遇上了一个中学同学，“她告诉我她是个‘性工作者’。”她对我说，‘为什么你还遭这个罪呢？让我们找个来钱快的地方吧。’”桑蒂韦垂下了头：“我去了，我很害怕。但现在我每晚都去。”

　　每天晚上日落的时候，她就往手提袋里塞几个安全套，去同科卡罗大街，那里有钱的“客人”很多。每天晚上10点之前她会准时回家，这样她就省掉了叫出租车花的钱。桑蒂韦告诉家人她上的是夜班，“做一次我会赚200块（合5美元），”她告诉我们，“有特别服务的话收费还要高些”。

　　每个“客人”她要用两个安全套，有时3个。一般都是拿了钱就走。一晚上赚足了1000到1500津元之后，她就会回家。她比我们看到的那些住在简易棚户里的邻居们钱要多一些，她有足够的钱买电视，给孩子们买羊毛衫，晚餐还可以吃肉。她低声说：“我感到很可耻。”她已经不去教堂了。“每天我都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不干这种职业。答案是，只要我能够找到工作……”她的声音在无望中变得没了声息。“就眼前来看，我没有别的选择，毫无选择。”卡车司机苏赫卡非常坦率地说：“她们提供性服务来挣口饭吃。他们没有男人，没有工作，但她们有孩子，他们要吃饭啊。”

　　桑蒂韦有两个从事性职业的朋友患了艾滋病，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除此之外，她们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是希望我不要得上艾滋病。”实际上，在这里随便性交根本就是平常事儿。妓女只是那些承认自己以此来赚钱的人罢了。到处都是婚前性行为，到处都有人以此为乐。不仅有夫妻间义不容辞的性交，还有它的反面：滥交。还有交易性的性交：把性交做礼物。有私通的性交，有和多个伴侣进行的性交，不一而足。艾滋病的本质就是由于有人以乱交为乐。

　　很少有男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而且得病的大都拒绝去检查。那些怀疑自己测试呈阳性的人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如果我已经得了的话，我就要到处跟人睡觉。我不会再得一次了吧。

　　但是女人最有可能在全面感染艾滋病之后很快丧命。这里面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性，而且还有权利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妻子、女朋友甚至妓女在男人提出性要求的时候都很难说不。是文化，传统，还是男性的支配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在起作用？其实这都无关紧要。

　　免费安全套没人用

　　格特鲁得的头皮已成了半透明的，隐约可见的头盖骨显示着她遭受的巨大痛苦。很显然，病就在她那薄薄的松垮垮的皮肤里。皮肤下面血管在微微颤动。带状疱疹已经弄瞎了她的左眼，她的左半边脸也疤痕累累。

　　虽然只有39岁的年纪，她看上去倒像是70岁了。她的口中已经长了让她极端痛苦的口疮，她的喉咙已经麻痹了，现在她的喉咙都可以吞下一把汤勺或是滚烫的热粥。由于不断得疟疾，吃下去的营养物质都流失了。

　　她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抓挠另一边脸，她的另一边脸也已经起了一大片鳞状皮疹。她认为把自己的病告诉世人不是件可耻的事。“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她说。

　　格特鲁得被抛弃过3次。19岁的时候她就给男朋友生了一个儿子，但他不久就带着孩子离她而去。第二个男友在1994年使她怀上了孩子，但当他们的患着艾滋病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他愤而离去。

　　医生说这是她的错，所以她一直责备自己，因为在活着的两年里孩子一直备受煎熬。格特鲁得从未告诉医生孩子的父亲还跟其他女人睡过，“虽然我相信是他把病传染给了我，”她说，“但是我不敢说。”现在，她说：“我的心早已属于他，我再也不会有其他男人了。”

　　格特鲁得乞求亲戚们收留她，但当她告所他们她得的是什么病之后，亲戚们都异口同声地谴责她。他们把她当成家里的苦力，告诉她永远也不能碰他们的食品或是炊具。他们给了她一个碗和一把勺子，专门给她用。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将她赶了出来。

　　在德班的一个简陋的小镇上她坐在纸板房里的床上，这床还是别人捐赠的。这就是她的整个天地了，这个没有窗的小房子里，有一张床，一条床单，一条毯子，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小炉灶。但是她根本就没钱买石蜡来给收容所工人送来的食物加热。

　　她不得不到山下取水，上厕所。现在一家学校要把那片地收回去，把它建成一个操场。她现在正担心如果那样的话，她还能住哪。

　　格特鲁得一次又一次地抓着自己的面颊，“我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上帝，”她说，“我在这间房子里如此孤单，就让他带走我的灵魂吧。”

　　像格特鲁得这样的女人生来就接受要服从男人的教育。特别是在性方面，男人永远说了算。女人对于如何改变性行为的状况无能为力。

　　即使是女人想保护自己，她也做不到：如果男人的性要求被拒绝或者女人提议用安全套时，殴打配偶对于他们而言简?本褪羌页1惴埂！罢嬲哪腥恕贝硬挥冒踩住Ｋ韵肴谜煞蛴冒踩椎呐耍匦敫畹俟痰慕晒勰钭鞫氛?

　　一个来参加完艾滋病治疗培训班的护士在回家后，建议丈夫用避孕套。丈夫立即拿了一个锅，用刀子大敲一气，他把所有的邻居都喊了来。

　　他用刀子指着妻子说：“下午4点到现在她都去哪了？为什么她突然会提出这种要求？20年都过去了，为什么她现在要什么安全套了？”

　　做教师的沙布斯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深知艾滋病的危害。但让他用安全套的时候，他也变得怒发冲冠。“哼，”他说：“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虽然免费的安全套大量发放，还是很少有人用。

　　关于避孕套，在当地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谣言。人们说，一旦你带上它，你就没法勃起。他们还说，免费的安全套不安全，它们都过期了；或者说安全套里有很多病菌，它们到处散布艾滋病。也有人说，外国政府在他们捐献的安全套上打上眼，非洲人就是这样得病的。

　　第17号婴儿床

　　在夸祖鲁纳塔尔长老会教医院简陋拥挤的儿童病房的17号床，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瘦弱小女孩。在她只有短短三年的生命中，几乎没有一天是完全健康的。现在她的皮肤开始萎缩，看上去就像一件过大的衣服套在身上一样。当医生让她坐起来找静脉抽血时，她细微得像嫩枝一样的骨头几乎不能支撑她坐直。

　　医生原准备在她臂膀上的静脉里插输液管，但她的静脉已经坏得不能用了，医生只好去探察她头上细线一样静脉。为了让她头上的静脉突起，有人用橡皮圈扎紧她的头，她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蜷缩在那里。看到针头在女儿的太阳穴上抽血时，在一旁观察的母亲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小女孩每次举起她无力的小手想要拂去痛楚时，母亲都轻轻地把它放低下来。就这样，一滴滴的，医生在5分钟里才采集了1毫克的血样。

　　17号婴儿床上的孩子患有肺结核、鹅口疮、痢疾、营养不良和严重呕吐。那瓶血样透露了她真正的病因——艾滋病，但这病因并没有写在病例上，她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女儿为何病得这样严重。她用自己的奶哺乳了孩子两年，而在断奶后，就发现孩子无法吞咽任何固态食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母亲一直认为是食物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孩子正遭受如此众多症状的折磨，母亲不得不将孩子带往医院，而这些生病的孩子很少还能活着回去。

　　她希望孩子能好点，她祈祷孩子能好点。像所有在医院陪护小孩的母亲一样，她定时充满慈爱地换脏尿布，抚平床单，往小孩了无气力的嘴唇里喂一点营养物，逗她，让她茫然痴呆的面部透出一丝笑容。她的丈夫平时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低矮的营地里。他一年回来两次。25岁的她听说过艾滋病，但不知道它是通过性传播的，也不知道是她自己还是丈夫感染上了。她现在害怕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死掉，她怕再怀孕，但更怕和丈夫提起这件事，她羞涩地说：“他不会同意的，他永远不会同意再也不要孩子的。”

　　32岁的德贝茨博士是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志愿者。在图格拉渡口的两年里，她充分了解到母婴传播HIV的循环，是多么地难以打破。48号病房门总是转个不停：病童进来，拿一点基本的抗生素、维他命和食品；回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然后又像以前一样病着回来了。她说，大多数孩子在一两年里就会死掉。但是她相信，如果她能够有条件真正地精心照料这些孩子，那么他们能够活得更健康一点、时间更长一点。这些病歪歪的小孩常常三个人挤在一张婴儿床上。“但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除了可怜的一点医药外，再没有更多的时间、钱或设备。”本身就携带HIV病毒的南非法官埃德温·卡梅伦，写了很多文章，谴责南非在处理艾滋病这种迅速传播的疾病时“令人痛苦的无能”。最明显的是，邻国博茨瓦纳正利用国外捐赠的资金和药品，发放300兰特一剂共28剂的抗母婴传播艾滋药物，而南非政府声称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南非上一届总统的发言人曼卡拉纳甚至公开暗示说，这些小孩的母亲已经注定要死了，所以再花钱保护这些小孩实在得不偿失，“我们并不需要一代孤儿”。

　　然而，南非每年出生的7万携带HIV的婴孩，使用另一种只要4美元的便宜药“奈韦拉平”，就可以免于感染。然而南非政府借口“奈韦拉平”的“毒”副作用不明，顽固地拒绝批准或者资助使用这种药，除非厂家答应连续捐赠这种药。不过现在这种药物总算最终开始在该国最先进的医院里分发，不过最初将限量分发。

　　17号婴儿床的母亲对于药物的潜在副作用并不关心。她坐在地板上，一边摇着摇篮，一边反反复复哼着：“好起来吧，孩子，好起来吧。”她的孩子呆滞地盯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好惨啊，好惨啊，”母亲叨念着说。三天后，这孩子死了。

　　孤儿们处境绝望

　　失去父母的孤儿，只不过给非洲传染病增加了另一个复杂的系数。在弗朗西斯城外脏兮兮的国王镇上，17岁的帕勒成为三兄弟的头儿已有两年了。他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不久前死于艾滋病，这个可怜的孩子所拥有的，仅仅是一间粗糙的水泥房子，没有门，窗户上也没有玻璃，没有家具。三兄弟衣不蔽体，睡在裹起来的毯子上。在那间也算是厨房的房间里，两个石蜡炉子和当月的食物一起放在脏兮兮的地板上：4棵大白菜、一袋橘子、一袋土豆、三袋面粉、一些发酵粉、两罐油和两盒牛奶。紧挨这一堆脏兮兮的塑料桶的，是粉状的米和面，那就是他们这个月的主要的救命粮了。两块肥皂和两筒手纸也必须用一个月。这些东西就是帕勒刚刚从分发“孤儿救济品”的社会服务中心领回来的。

　　即使母亲得病以前，他的童年生活就异常凄惨。他说，母亲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支撑家庭，收入从来就十分微薄。他的二弟被车子撞倒，落下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残疾时，他母亲就用保险费建了这间房子，这样她至少有一样值钱的东西能留给她的孩子。墙建起来了，她也就病倒了。帕勒必须给她洗澡、喂食，照料不能动的她。但她仍担心她死后，农村的穷亲戚会设法偷走这间房子。她写了一份遗嘱，并让帕勒藏起来，将房子传给孩子们。

　　在她的遗体还放在地上等待掩埋时，亲戚们就公开争论怎样把房子卖了分钱了。帕勒将遗嘱递交给地区专员办公室，不让母亲娘家人抢走他的房子。亲戚们于是说，好啊，你要是男人的话，就自己照看你的两个弟弟。从此，他们对这些孩子不闻不问。帕勒说，“就当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现在，他替别人看房子、烧饭、洗衣拖地、买东西，以此谋生。

　　孩子们对未来很绝望。帕勒毫无目的地踢着秃墙，说“实在糟糕透了”。他不得不弃学，目前没有工作，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工作。“我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希望。”

　　孤儿在非洲通常是以传统方式来照顾的：由亲戚领养。有些地区仍然这样，但像帕勒住的社区，孤儿太多了，以至于亲戚家也根本养不起，扔下了成千上万的孤儿无人管。

　　现在许多孤儿都必须自己照料自己，挣扎着求生。失去父母更加重了这些孩子养家糊口的负担。大多数孤儿陷于贫困、失学、营养不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和精神的苦痛之中。权宜之计是设法从远亲、好心的邻居、国家那里得到一些救助，或者自己乞讨或偷。孤儿们目前的绝望处境，让他们与任何美好的未来无缘。布拉瓦约附近一位艾滋孤儿营的法律顾问说：“他们（孤儿们）从来就很少能成功谋生。”由于没有受过教育，女孩们去卖淫，大一些的男孩非法移民到南非，放任小一点的孤儿在街头流浪。

　　国际社会的努力

　　在非洲这部分土地上，每一天都令人十分压抑：对于所有这些已死或注定要死的人来说，目前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纳塔尔大学讲师麦德拉纳说：“非洲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漠视艾滋病。”冷漠的严重后果还在扩大：感染人数飞升，漠视加速了死亡，知识和行为间的裂缝加宽了。假如艾滋病继续肆虐非洲，由此引起的灾难将比现在严重得多。人口死亡会打击这个地区脆弱的经济，破坏民间社会，引起政治动荡。

　　为避免那种可悲的局面出现，善良的人们每天都在做好事。例如莫尔博士，他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资金，在夸祖鲁纳塔尔成立了一个广泛的自愿者家庭护理组织。马格瓦兹和其他几十人一起，在以德班为基地免费照看病人。而帕特丽夏·巴克文尼亚用自己的热诚，而不是金钱，在佛朗西斯镇成立“亮星”孤儿照顾组织，去帮助像帕勒这样的青少年。还有无数人投入他们的时间和感情，来帮助减轻南非的艾滋病困境。

　　但这些努力只能帮助成千上万人；它们还不能改变整个潮流。这个地区陷入了两重困境之中：不治疗，HIV携带者会染病死掉；不预防，感染传播无法得到遏制。非洲目前没有可行的方法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除非改变每个人的性行为——但这一切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缺少的基本要件是领导力量。无论是该地区的有能力的富国，还是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愿承担领导责任。

　　相对富裕、教育相对完善的南非，多年来可悲地犯下了错误。种族隔离刚一结束，艾滋病就开始入侵，经历了巨变的政府忽视了这个问题。有关开展全国性的教育行动，也在一出闹剧般的音乐剧上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之后，当地推出的一种不成熟的“神奇”药物，被证明是由工业溶剂制造的，最终以耻辱而终。这些丑闻使政府不再赞成任何花钱多的计划，导致1998年做出不给妇女提供艾滋病防护药的决定。津巴布韦也饱受领导无力之苦。博茨瓦纳采取行动的意愿越来越强，但他们的资源主要都靠外国援助。

　　艾滋病所造成的问题是如此的深入与复杂，以至于所有的社会——他们的和我们的——都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它。这些国家太穷，无法医治自己。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药，这里买不到，除非制药公司能找到生产便宜药的方法；除非富国买单，任何必须开具处方并监控复杂的“鸡尾酒疗法”的卫生系统都无法运转。如果要有疫苗，西方国家必须资助其开发，并将它提供给穷人。对付这场瘟疫，需要的不只是各个国家，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