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吃草/文

　　近日读书，看到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私下里和朋友讲起的一件事情。一日，杨先生往东北讲学，同机还有一位当红歌星。下了飞机，歌星被前呼后拥，钻进了一辆加长轿车后去了。杨先生这里，场面虽冷清一些，但主办方也派了加长轿车来接。同机的乘客们便问，“那位先生是唱什么歌的？”

　　杨振宁早年是物理天才，拿了诺贝尔奖后，兴趣逐渐有所转移，对社会人文也多有思考。这日，他被这一问纠缠住了，拿来讲给朋友听。这位朋友也是个奇才，他回答，“这是个好现象啊，你不要感到心理不平衡，这说明如今内地的价值多元化了。”杨振宁听后，微笑着，眼里流露出不以为然。

　　我总以为，那些研究大学问、大哲学的人，常常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阴沟里翻船。譬如杨先生，别人问他“唱什么歌的”，他就耿耿于怀，难以释惑。他的那位朋友固然要比他高明一些，用“价值多元论”将事情往好处想，但听来总觉勉强，稍微一想，安慰的成分太大。

　　杨振宁和他的朋友都是在内地以外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源头不同，对内地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理解起来就要费力一些，尤其是在他们专业以外的非精英圈内的文化，他们只有郁闷不解了。

　　我并不想就别人问杨先生的问题给出个答案，我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这个问题已埋伏了“杨先生是唱歌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杨振宁的专长绝不是唱歌。这个故事的文化背景是，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价值里，存在着一大片与宣传中、课本上并不一致的空白，这个空白的一部分如今被漂来的流行文化所填补，但这个填补难以补足文化的贫瘠。在这里，价值的多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多元。

　　信仰的最初是找回文化之根。文化土壤有多么重要，以时下最为时髦的招商引资为例，近日听到了苏南一官员的感慨，他说，前些日子到港台招商，发现越来越多的投资正在往长三角转移，商人们告诉他，他们愿意到长三角来做生意，成本的考虑固然是一方面，但对长三角人文环境的看重则是潜在的要素。这层考虑，很难写进投资报告，却悄悄地左右了从传统文化教育里成长起来的大批商人的判断，那里萦绕着数千年的华夏厚土，为什么不，也很难不产生回游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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