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化”在21世纪真实直接地闯入日常生活后，这个曾经给世界带来共同发展进步的喜悦的趋势，变成了一种令某些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困境。于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行动持续不断，前不久一个韩国反对者在抗议中自杀身亡，究其原因是他们的产品和就业，遭到进口商品的严重冲击。

　　多少年前，那些被称为“舶来品”的“洋货”也曾经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巨大威胁，但是今非昔比，标着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已经让美国、日本这些工业发达国家在今天感到担心，一时间让“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呼吁甚嚣尘上，期望通过减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改变国际贸易现状。对此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在今年的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期间，顶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来到上海，水均益带着许多问题专访了这位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问：让我们从一个热门话题开始。我们知道最近人民币是个非常热的话题，很多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人都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很多来自美方的压力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布什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的指责而强加给中国的。现在美国有很大的财政赤字，还有相应的贸易赤字，我们称之为“双胞胎赤字”难题。这就是他们对中国不满的原因。

　　问：为什么是对中国？

　　答：因为中国是最为凸显的国家。这种情况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极为相似，当时的里根总统和现在的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如出一辙，他当时实行了减税，我们当时面临巨额财政赤字，继而也有大量的贸易赤字。我们当时指责的是日本，现在换成了中国，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中国，就像当年也不是日本的错一样，问题在于美国的财政政策。

　　问：所以说如果让你给中国政府提建议的话，这就是您的回答？

　　答：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来说，汇率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没有好处。如果中国真的让人民币升值的话，很有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问题。进口产品的价位将降低，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解决通货紧缩问题，这将会加剧这一问题长期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利益。

　　人民币风波与中国制造业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各种声音中，声响最大的是美国制造业。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人民币实际价格被低估，所以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比同类美国产品更有竞争力。美国制造业认为这种情况使几百万美国工人失去了饭碗。按照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人民币升值。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问：我们也听到美国现在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非常强烈，从参议员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这么说，为什么会这样？

　　答：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美国宏观管理上的不当，布什政府在过去的三年里，几乎没有一个行业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每年不断，实际上反而失掉了三百万个就业机会，这其中大部分都在制造业里面。

　　问：是不是很多美国消费者在逛超市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中国生产的T恤或者玩具，他们会拿起这些商品说，就是这些东西使我失掉了我的工作?

　　答：没有多少人会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会在一瞬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还是会买这些中国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产品质优价廉。否则就不会有从中国进口的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商品。

　　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看法不一的原因了，制造业呼吁人民币升值，而一些金融行业和跨国公司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样会限制到中国做生意的机会。

　　答：确实是这样，基本上说，面临经济困难应及时适应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经济的全球化，有更多的竞争。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制造业，而美国的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电脑制造业，所以说美国应该适应这一现实，应该从无法与中国竞争的行业中撤出来，甚至从汽车制造业中撤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问：现在让我引用一下《纽约时报》的一段话，这篇文章说美国之所以呼吁人民币升值，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替罪羊，来转移人们对高失业率和经济管理不善的指责，所以美国把中国汇率当成一个靶子来争取中西部大量工人的选票，目的在于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答：非常正确，我觉得《纽约时报》说得很对，中国确实充当了一个替罪羊。这和80年代初的情形非常相似，只不过当时日本充当替罪羊罢了。所以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即使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美国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上。

　　斯蒂格利茨

　　今年60岁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995年至1999年间，斯蒂格利茨还先后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10月，斯蒂格利茨与另外两名美国经济学家一起，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称他们的学术成果“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

　　站在当今世界最顶尖经济学家之列的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责引导全球化进程的有关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曾经这样写道：“当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拍案而起的时候，应该听一听！”。

　　问：让我们现在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您是全球化一个公开的批评者，对全球化很多问题始终关注。

　　答：我是支持全球化的，我的确认为全球化可以是一个强劲的、积极的力量。但是如果你看不到失败的话，你是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当我从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富差距，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这个计划都失败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贫困仍在蔓延，欧洲的每只母牛平均每天有两美元的津贴，每天两美元是贫困线，而世界上有4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换句话就是说在欧洲当一只母牛也比在发展中国家当一个普通人要过得好，这是不对的。

　　问：那么全球化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答：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戏的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制定的，发达工业国家正是按照他们的利益来制定这些规则的，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确保金融寡头和大公司的特殊利益，甚至也不是为了保障普通美国大众的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全球化超越了政治全球化，让我举另外一个造成普遍愤怒的例子，这样的愤怒不仅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也来自于发达国家。就像治疗艾滋病的药在美国买可能得花上一万美元，但是在南非或者是巴西制造价格会非常低，在上次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一项决定就是剥夺这些人获得这些救命药品的权利，我们觉得这是不平衡的，不仅仅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同样不利于美国科技的发展，它会阻止科技发展的进程，但是我们的声音是不会被别人听到的，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美国的制药商和娱乐商。

　　问：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呢？

　　答：我刚才这么说的意思是中国有这个机会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讨论。中国可以对美国说，如果你认为全球化是好的，如果你相信一个公平贸易的体制，那么让我们在全球实行一个统一的规则，不管这个产品是国内产的还是国外的。这不能一蹴而就，但是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可以说，我们向往的世界是有原则、有法制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可以发挥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不仅代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倡导和制定一整套原则。

　　问：您这么看吗？

　　答：在我看来这虽然是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也是一种实际需要。美国的年轻一代，还有很多其他人，都在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平原则的基础上的体系。我也要承认还有很多人相信特权，很多人都认为这肯定会有一场争斗。

　　问：教授先生，您能不能从经济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呢？

　　答：凯恩斯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同样非常强调思想的作用。而思想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是的，利益确实很重要，你不可能否认利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还是认为大部分人并不是被利益驱动的，思想和原则是他们的原动力。两者的争斗是长期的，互有胜负。但是就我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来说，我看到的许多例子都是思想取得了胜利。在发达国家里，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民，他们把将近国民收入的1%作为外国援助。这不是由利益驱动的，也没有促进他们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以当你纵览全社会的时候，你不能否认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但是你也不能抹杀思想和理想的重要作用。

　　问：我想讲一个故事，是您的一位学生告诉我的。在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典礼上，您对您的学生们说，要关心那些没有机会与你们一样到斯坦福念书的人，关心那些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们，您当时说，不管你们毕业后去哪里工作，你们都应该想到这些人。您为什么要说这番话？这是不是也是您刚才说的思想和理想主义？

　　答：是的，是思想和理想主义。我们当中的一些能上名牌学校的人都被赋予了一个能理解复杂现象的头脑。他们确实有义务多想想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追求社会的团结和公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想拥有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什么样？我们想拥有一个怎样的世界？这又回到了全球化的问题上。我刚才说过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我们自身所能想到的原则通常只在自己国家内管用，但是当与别国打交道时，我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那些失业的美国人我们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是对待那些失业的墨西哥人，我们就漠不关心了，对于中国的失业者我们也是一点也不予以关心。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央视国际）（来源：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