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9日在墨西哥召开国际反腐败高级会议，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交由各成员国签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将于当地时间10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这将对中国反腐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腐败的预防、腐败犯罪的界定、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项公约将在30个签署国批准后生效。

　　从12月9日至11日的3天时间里，在墨西哥南部城市梅里达召开的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上，120多个国家将共同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将在当地时间12月10日作大会发言，并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陈佩洁处长告诉记者，该《公约》签署后，还将履行相关国内法律程序，获得批准后，中国才可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这将对中国反腐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58届联合国大会10月31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它对腐败的预防、腐败犯罪的界定、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署问题的会议。公约将在30个签署国批准后生效。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代表致辞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增强国际商业社会的透明度与责任性……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解决一个紧迫的问题———那些国家的腐败巨头掠夺了新政府急需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量资金”。安南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两个月前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成为全世界打击腐败行为的有力工具。

　　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等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已于9日签署了这一国际反腐公约。阿什克罗夫特说：“（腐败）是针对穷人的课税，它用从穷人那里偷来的钱让富人更富……腐败破坏自由市场和可持续性发展，它为国际恐怖势力提供庇护……腐败必须停止。”(北京日报／记者李砚洪)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出台、中国在《公约》上的签字，无疑将对国内的腐败分子产生巨大威慑作用。如何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做好法律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的应对研究，进一步创新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专访了参与《公约》起草的中国法律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处长陈正云博士，请他介绍了《公约》的内容特点和我国反腐工作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注重“预防性反腐败”

　　陈正云说，《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手段综合预防腐败犯罪。这一基本理念，应当在我国今后的反腐败实践中得到借鉴和体现。

　　《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以促进社会参与，体现法治，妥善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促进廉正、透明度和问责制。因此，我国应加紧制定有关预防性反腐败的法律、政策，并保证落实和定期评估，以保证其有效性；同时要加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和人员的建设，整合有关职能和职权，增强预防腐败犯罪的能力和效果。

　　根据《公约》的要求，我们还应加强对行政管理模式、方式的研究，提高其公开性、透明度和效率。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尤其是对公务员的任用、晋升管理和对公务员职务行为的管理，制定并落实公务员职能利益冲突的标准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预防腐败。

　　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公约》规定要鼓励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积极参与进来，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并进行预防腐败的公共教育和宣传，除非有法律的规定并为必要的限制外，要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的信息的寻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针对这项要求，我们应积极研究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预防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

　　《公约》充分注意到，在当前，腐败活动往往与金融活动联系在一起，腐败犯罪分子会千方百计利用金融活动进行腐败资产的转移或洗钱。我国金融机构应加强研究和建立验证客户身份、保持交易记录和报告可疑交易的制度和措施，加强金融情报机构的建设，以收集、分析和传递关于腐败活动或者潜在洗钱活动的信息，遏制和监测可疑资金的跨境转移。

　　明确界定9种腐败犯罪行为

　　陈正云介绍，《公约》中所规定的腐败犯罪类型，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上，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别，较我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它首次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腐败行为的定罪，共分为贿赂、贪污等9种，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

　　《公约》规定的受贿犯罪，在主体上，不但包括本国公职人员，还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在客观要件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公职人员实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贿赂内容上，可以是任何好处，而不仅限于财物。再如，《公约》规定的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包括《公约》所涵盖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所得等犯罪……这些内容，都与我国刑法的目前规定存在一定差别，所以，要积极研究相应措施，以落实《公约》所规定的缔约国义务。

　　《公约》还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个人有权获得赔偿。因此，我们应就腐败行为而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诸如赔偿主体范围、受害人的确定、损害的范围（是否包括间接损失）等进行规范。因为，目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物质损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犯罪者进行损害赔偿，但在法律实践中，基本上还没有受害人因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而提起赔偿的诉讼。

　　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

　　目前，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境外，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为此，《公约》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措施。我们应加强对追逃、追赃机制的研究，以更加有效地惩治腐败犯罪。

　　《公约》创设的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法律机制包括直接追回机制和间接追回机制。相对而言，利用直接追回机制追回被转移至境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资产，成本较高；利用间接追回机制应是主要途径。但在间接追回机制中，追回被贪污挪用的公共资产需要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那么，如果因罪犯死亡、潜逃或者缺席，无法起诉罪犯，以至于无法获得生效判决，怎么办？《公约》规定，这种情况下，被请求缔约国应当考虑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

　　《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其它相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以便进行资产返还。陈正云说，这种境外追赃机制将从心理上给携款潜逃、转移赃款的腐败分子以极大的打击，腐败分子即使将财产转移到境外，最终也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引渡时，腐败犯罪不应视为政治犯罪

　　《公约》主张各国在依法独立开展反腐败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

　　由于腐败犯罪系由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而实施的一类犯罪，常常涉及公共财产，又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在腐败犯罪的性质认定上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譬如有的国家会因意识形态差异甚至是出于敌意，将别国惩治腐败犯罪的行为认为是政治派别倾轧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拒绝引渡；或认为腐败犯罪涉及国家财产事项，是国家政治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拒绝引渡。对此，《公约》规定，在以《公约》为引渡依据时，不应将《公约》所确立的任何犯罪视为政治犯罪。

　　陈正云说，我们也应加强对腐败犯罪的性质、特点及其与通常刑事犯罪之异同的研究，以便在国际合作中处于主动地位。（北京日报）（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