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讯“到底什么才是发现？是不是只有发现了兵马俑的价值，才算是发现、才能被称作发现人？”作为1974年在打井中发现了兵马俑的临潼区下和村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等几位农民，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困惑、不平甚至愤怒。10日上午，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等3人代表9名发现人将“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交给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简称秦俑馆，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并还要求对该馆一号坑介绍文字中“当地农民打井发现”中的“农民”，全部写出他们的姓名。据了解，以“申请报告”形式要求确认“发现权”在全国尚属首次。

　　发现者5人已去世

　　杨新满今年66岁了，临潼区秦陵街下和村西杨组人。1974年春天，就是他和同村杨培彦、杨志发、杨全义、杨文海、杨文学、杨彦信、杨宜洲、王普治在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如今，兵马俑已闻名天下，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他们中的杨文海等5人，却早已离开人世。据杨新满介绍：除了他们9位发现者，当时文化馆的一位同志后来也被称为发现者，而且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反而成了“秦俑发现第一人”。此人持的观点是，发现人是指发现了价值而言，并非只是简单的发现。对此，杨新满愤愤不平。他告诉记者，从1985年开始，他们就多次找过秦俑馆，要求该馆对此给予认定，但一直无果。

　　发现权维护有点难

　　10日上午，杨新满和杨培彦等3位老人拿着申请报告，来到了秦俑馆。面对他们递交的申请，办公室副主任张炳玲感到十分为难。

　　张炳玲认为，“发现”该如何界定，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让博物馆来作这方面资格认定，没有依据。之所以留下老人们的申请报告，实在是出于礼节。至于他们要求在一号坑逐一注明他们的姓名，更是无法办到。当日下午，杨新满等人又来到了当地文化局，同样是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申请受挫。无奈之下，他们将维护“发现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律手段上。

　　据了解，他们将此事委托给陕西毛嘉兴律师。毛律师说，“发现”的界定，虽有待商榷，但几位农民的要求，从文物保护法上讲，却合情合理。他强调，《文物保护法》规定，发现文物并及时上报或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国家应该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秦始皇兵马俑闻名于世，其发现人功不可没。文物主管部门应该为其颁发相关的发现证书。对此事，毛律师表示将继续向当地部门递交申请报告，如无果，再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权。（北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