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评论》季刊秋季号发表布鲁金斯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沃·达尔德和外交学会研究主任詹姆斯·林赛合写的文章，论述布什总统“外交革命”的兴起与危机。

　　文章说，在布什总统执政的头两年半时间里，开始了一场外交政策改革。他抛弃了美国对盟友所承担的许多约束性的东西，重新确定了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这场外交政策革命以两个观点为依据：

　　一、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确保美国安全利益的最好办法是摆脱朋友、盟国和国际机构设置的一些束缚。最大限度扩大美国自由行事的自由，因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使它最有可能成为任何敌视西方的国家或组织袭击的目标。

　　二、如果摆脱任何束缚，美国就应该利用其力量改变世界现状。布什并不认为美国应该严阵以待威胁的到来。布什认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美国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他在发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邪恶轴心”时说：“时间对我们不利。我不会坐等事情发生，而危险日益逼近。美利坚合众国不允许世界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最危险的武器威胁我们。”这种思维逻辑引导了伊拉克战争，而且它还鼓动布什去对付其他无赖国家。这两种基本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美国蔑视各种国际机构，蔑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历届总统作出的一些安排，一意孤行地偏爱采取单边行动。其二，先发制人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后一招。其三，美国应该利用它无可匹敌的实力更迭无赖国家的政权。

　　文章说，“9·11”事件提供了毫不犹豫地迅速实施布什革命的契机。对外政策由布什政府的工作次重点变成决定性的任务。反恐战争成了一个令他热血沸腾的问题，他决意要用自己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会成功。美国驻伊拉克的军队发现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同萨达姆政权残余势力之间的游击战争。国外对看起来傲慢而伪善的美国的怨愤有所增强。一些亲密盟友公开谈论的不是如何去最好地配合美国，而是如何去压制美国采取行动的能力。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布什革命的基本前提————美国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无所约束————错了。本世纪初纷纷提出美国是个超级大国的说法，但是，这个世界超出了任何单个国家的控制能力。美国在国外面临的许多最重要的挑战可能都只能通过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才能克服。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确保能赢得合作。布什坚持认为，如果美国牵头，朋友和盟国就会追随。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是，有些时候美国牵头，却没有几个国家追随它。这最终成了布什革命的真正危险。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难以制止华盛顿随心所欲。但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一定抵制美国的政策，从而使华盛顿为随心所欲无所限制地行事付出代价。它们可能在美国需要或渴望得到帮助的时候，干脆拒绝提供帮助。反过来，这不仅会破坏美国可能在国外取得的成绩，而且还会削弱国内对同世界接触的支持。美国人可能会直言发问：如果其他国家都不愿意承受克服艰巨任务的负担，我们为什么要去承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摆脱一切束缚的美国可能最终会使美国更没有安全感。（完）（来源：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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