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是普通的一年；而以色列的‘普通一年’意味着它无法摆脱这样的咒语：不如去年好，但比来年强。”

　　至今清楚地记得2002年夏天，在本市一间富有小资情调的著名酒吧里，本报同事与即将赴任新华社驻加沙分社记者的上海女孩周轶君长聊，心情复杂。

　　作为国际新闻工作者，我们都清楚，离开北京、离开上海这样的都市，长年在战火不断的巴以地区做一名常驻记者，意味着什么。驻外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执着的精神，但驻加沙，她还需要驱赶无穷的危险和孤独。

　　近一年半时间过去了，因为了解她，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地看到她不断发出超常量的优秀稿件和照片，很高兴看到她亲身经历了那么多重大的国际新闻事件，面对面地采访许多幕后人物。

　　此次，本报特约周轶君撰写年末报道，就是想献给读者：今年发生在巴以地区大量新闻背后的故事，和一个女记者目睹种种变化的感受。

　　周轶君简历

　　在最危险的地方发出中国人声音

　　2003年6月16日，周轶君写的一则题为中国女记者采访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新闻，被许多报纸争相刊登，使读者了解了哈马斯关于有条件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达成停火协议，关于自杀性爆炸等问题的立场。而年初，她的一篇题为《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的报道也曾轰动一时。

　　周轶君自2002年8月1日起任新华社驻加沙分社记者，至今已发回大量报道。在巴勒斯坦控制区内，作为“常驻记者”，相对于多数新闻媒体聘用的本地记者而言，她是惟一一名“外国人”。

　　在加沙这样一个暴力冲突不断，有时甚至伴有生命危险的地区，周轶君曾亲历枪声从头顶倾泻而下的情形，也曾因为是名女性而被当地人重重包围。

　　今年，美军对伊开战后，周轶君在其《巴格达加沙“一线牵”》一文的结尾处写道：“坚守是为了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能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临近年末，听说一个笑话：两个以色列人讨论“世界观”问题。甲问乙：“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乙回答：“当然是乐观主义者，我肯定今天会比明天好。”

　　2002年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控制区发起数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直接威胁到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人身安全，冲突达到几年来的顶峰。依据中国人“物极必反”的理论，窃以为地面上的“打斗”已经无法更加惨烈，冲突可能在2003年“稍事缓和”。事实证明，我错了。

　　9月读到以色列左翼报纸《国土报》专栏作家约尔·马库斯(YoelMar鄄cus)写的《年度魔咒》，方才释然：“过去一年是普通的一年；而以色列的‘普通一年’意味着它无法摆脱这样的咒语：不如去年好，但比来年强。”

　　自杀爆炸与以色列

　　曾经坐过的地方

　　自杀爆炸仍然是2003年度报告里的惊叹号，毫不留情地绊倒巴以和谈脚步。8月19日耶路撒冷一辆公共汽车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巴以总理推迟原定会谈，数起来自美国高层的访问因此取消。而此后，两名总理再也没有举行过会谈。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9月6日在内外压力下突然请辞，巴勒斯坦版“百日维新”降下帏幕。

　　这是我在9月9日写下的一段日记：“晚上11时30分，耶路撒冷又炸了！地点是艾米克·拉法伊姆街(EmekRefaimSt.)上的希拉勒咖啡馆(CafeHillel)。在耶路撒冷期间，我一直住在这条街尽头的教堂旅馆，几次去希拉勒喝咖啡。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就坐到紧靠门口外面一张小桌子旁，保安朝我笑笑。我知道这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刚才在电视里看到，就是我曾经坐过的那个地方，桌子已经被炸塌，头顶‘希拉勒’广告牌倒挂下来。广告牌是红底一个黑色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希拉勒，那就是在去希拉勒的路上’。现在，那些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是9月9日的第二次爆炸，第一次发生在几个小时前。眼前的电视画面反复播放着救护车、惊叫、血迹和残肢。巴勒斯坦阿克萨烈士旅随后发表负责声明，并扬言发起更多袭击，直到“大地震荡”。

　　根据以色列政府发布的数字，2003年1月1日至11月底，整整200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134人死于自杀式爆炸。

　　然而以色列的咖啡馆、餐馆、酒吧依旧热闹拥挤，无异于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一个以色列朋友说，尽管去这些地方面临生命威胁，但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办法割舍。另外，以色列人普遍认为，碰上自杀爆炸的几率比车祸还小。

　　在这一次和下一次爆炸之间，以色列人的生活在继续。

　　朋友们都失业了

　　以色列经济呈现出两副互相矛盾的面孔。2003年贫困家庭比率和失业率继续上升，下降的是儿童津贴、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等社会福利。9月底开始的罢工蔓延全国政府部门、机场和港口，至今没有结束。宗教党派以经济衰退为由，要求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除非总理沙龙、司法部长拉皮德和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自己失业，以色列的失业率将继续上升，”一名以色列议员如是说。

　　另一方面，2003年1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显示，以色列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榜”上排名第20位，年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高科技产业兴旺发达。这两副面孔摆在一起，道出一个结果：受冲突影响，以色列社会发展不均衡。

　　也许是巧合，我的三个以色列朋友都在今年失业。其中一个曾经是两家快餐店的老板，经济不景气导致餐馆相继关张。服兵役时，他曾负责从地面上“清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今年军队希望他再次为国效力。这个朋友开玩笑说，目前只有军队的“生意”还不错，但自己已经不愿意“杀人”，并时时面临“被杀”威胁，因此拒绝了这份邀请。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再就业”奔忙，但能找到的工作收入不尽如人意，每月在2000到3000谢克尔(1谢克尔大约相当于2元人民币)之间，而特种兵的收入至少是8000谢克尔。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军队。归队之前，他告诉我，与其它兵种不同，特种兵一旦“殉职”不会刊登在报纸上。所以，每个特种兵都留给军队一份通讯录，一旦发生意外，军方负责通知其家人朋友。至今，我没有接到过关于他的电话。

　　隔离墙与巴勒斯坦

　　鞋子的颜色

　　回首2003年，那仍是我最难忘却的细节。

　　6月10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兰提斯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侥幸逃脱，27名路人死伤。我在现场拍摄照片时，鞋子踩上了黑色的汽车焦油和红色的血。第二天，我换上一双白鞋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没想到还未离开加沙，就听说耶路撒冷发生爆炸，而在我返回加沙的路上，4枚导弹落在200米外的一个集市上，又有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两人是哈马斯成员。白色鞋子再次染上焦黑和鲜红。

　　人们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经历如此密集的“死亡报复”后，我眼前不断晃动着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作为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我不该如此“多愁善感”，但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事与愿违，兰提斯遇袭只是个开始。2003年巴勒斯坦局势带给人惊讶连连。哈马斯三号人物阿布·沙纳布、创始人及精神领袖亚辛以及亚辛的得力助手扎哈尔接连遇袭。亚辛在躲过一劫之后，恨恨地说，“以色列越过了所有红线。”

　　2003年6月我采访了亚辛，第一个问题是“以色列已经宣布你为打击对象，为什么还不找地方躲避？”3个月后，导弹真的差点落到他头上。遇袭第二天，他在住所门前接见支持者，我和其他几十名记者挤在亚辛身边拍照。几天后，读到以色列报纸“揭秘”，以军准备在亚辛接见支持者时再次实施轰炸，但凑巧有以色列电视记者在场，所以最后一刻取消了计划。止不住后怕。

　　还记得9月10日上午阳光明媚，和几个摄影记者在海边闲坐。美联社的布伦丹(Brendan)晃着两只光脚说，“多么平静的一天。”话音未落，传来阿巴斯辞职的消息，“平静”就此结束，大家各抄相机作鸟兽散。

　　这一年巴勒斯坦政坛摇摆不定。4月第一任总理上台、130天后挂冠而去；继任者库赖尚未就职，政府名称已经更改6次，总理人选一再生变。一名在此工作的中国外交官说，今年我们净忙着准备祝贺巴勒斯坦总理就职的电报了。

　　老高守了一夜

　　2003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命运继续受到关注。以色列一次有始无终的围困，将他重新推到聚光灯下。两年多来偏安官邸废墟的阿拉法特令人难以置信地逐渐回归权力中心。

　　以色列内阁9月11日原则决定驱逐阿拉法特，狙击手随即占据阿拉法特官邸对面高楼，形势一触即发。

　　以军行动多发生在夜间，新华社摄影记者老高决定晚上到官邸对面“蹲点”，我在宾馆里盯电视。整个晚上，我差不多每隔一个小时醒来一次，看到的是电视上歌舞升平。次日早晨，老高红着眼睛回来，咒骂整个晚上只有一辆以色列军车开过，围着官邸转了个圈之后走掉。

　　巴以局势说变就变，我们不是唯一傻到“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的记者。正对官邸的一幢民房楼顶，路透社的拉米和克里斯蒂安已经守了一个月，轮流值夜班，摄像机旁边架着茶炉。“夜里真冷，”拉米说。

　　巴勒斯坦儿童说“隔离墙好”

　　12月8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隔离墙问题提交海牙法庭。第二天，我来到约旦河西岸城市阿布迪斯附近的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以色列工人正在那里建造隔离墙。一群巴勒斯坦人站在不远处的土堆上，指点给我看：瞧，那幢房子要被拆掉了，这条路要被封了，隔离墙还要把阿布迪斯大学劈成两半。巴勒斯坦人穆萨和妻子抱着3个月大、正在发烧的孩子，吃力地翻越土包。他们说，原先去医院只要5分钟，现在由于隔离墙阻挡，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才到达医院。

　　两名巴勒斯坦儿童闪动着睫毛注视眼前这道“水泥幕布”渐渐延伸，几天后他们将看不到对面的风景。当我问他们对隔离墙有何看法时，11岁的穆罕默德与8岁的阿卜杜拉惊慌地交换一下眼色，随后说，“隔离墙？好啊。”然后追问我为什么拍照片，是不是要把他们的照片交给以色列人。

　　联合国大会12月发布报告，隔离墙将影响到6万8千名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而巴勒斯坦方面更担心的是，将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以色列一侧的隔离墙，将成为未来巴以两个国家的实际边界。

　　年复一年

　　一名在此工作两年的中国记者抱怨说，巴以局势有时让人厌倦，去年的稿子可以调出来今年用，只需改一下时间、地点和人名。尽管有关巴以的突发事件不断，但大部分不算新鲜。

　　2002年8月刚到此地工作，便赶上以色列实施“加沙-伯利恒”先行计划，即首先从这两个地区撤军。2003年我的报道中再次出现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北部和伯利恒撤军的消息。撤而后占，占而后撤，看似重复的举动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政治动因，正如以色列加紧修建定居点，随后又宣布撤出其中部分，作为“痛苦的让步”。

　　根据巴勒斯坦新闻中心发布的数字，2003年末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控制区的检查站达到1817个。阿巴斯担任总理期间，访问白宫或美国促和努力升温时，以色列就宣布撤掉两三个检查站。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看来阿巴斯得去白宫几百次，以色列才能取消所有关卡。

　　小时候在算盘上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往往走入僵局：猫扑向左边，老鼠逃到右边，反之亦然。除非一方失去耐心，主动失掉一子，游戏才得以继续。巴以之间由于实力悬殊不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不战不和、冲突不断的局面更像是一场意志较量：等待对方走出臭棋。

　　一名巴勒斯坦妇女骑着驴从高高的“隔离墙”边走过。这堵绵延了几百公里的墙，是围住西岸巴控区的边界安全警戒系统。巴以冲突爆发后，原来双方共用的公路中间，不得不竖起2米高的钢筋水泥隔离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墙缝中，可以相互看到对方：一边是以色列惊弓之鸟般的紧张、戒备，一边则是巴方的敌意和仇视。

　　后记

　　2003年的这份年终报道，在以色列的一间咖啡馆里写就。抱着笔记本电脑进入咖啡馆时，遭到无数眼光追踪，直到我从鼓鼓囊囊的黑包里取出电脑，眼光才移向别处。一个多小时后，特拉维夫发生爆炸。谢天谢地，结果不是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而是以色列黑社会火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播音员说，自10月4日海法自杀爆炸以来，巴以局势已经有两个多月的“平静”———按照我的习惯，说完这句话该摸摸木头。

　　从宗教角度讲，无论以色列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穆斯林，都不庆祝公元历新年。以色列新年已经在公历2003年9月27日度过，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到9月30日便没了下文；穆斯林在伊斯兰历新年来临时并不大张旗鼓地庆祝，但在每年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互道“新年好”。

　　除了赶时髦的年轻人会在酒吧或街头热闹一番，公元2004年1月1日这一天，将在巴以地区不着痕迹地流过。正如两个民族间的恩怨，不会因为全世界辞旧迎新而划分界限。2003年与2004年之间，冲突在继续。

　　相关专题：巴以局势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