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武巍巍/报道

　　“我们是在1990年5月10日见到萨达姆的。”时延春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3年前的那个日子。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的他，曾先后担任中国驻也门和叙利亚的大使，从事中东地区外交事务近40年，是为数不多的与萨达姆合影留念的中国人之一。12月15日晚，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萨达姆一般不和陌生人合影

　　当时两伊战争刚结束，我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率团到伊朗、伊拉克进行访问。时延春担任外交部的阿拉伯语高级翻译。一行人于5月9日飞抵伊拉克，次日上午就会见了萨达姆。

　　“会见安排的时间是40分钟，但后来谈了两个多钟头。”时延春回忆道。见面的地点是在巴格达最大的总统府。萨达姆在会客厅里等候代表团。他浓眉大眼，体格魁梧，身穿短袖军装，脚蹬皮靴，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十分显眼。虽然中东地区习惯喷洒气味浓重的香水，但他身上并不明显。

　　由于伊方没有翻译，所有萨达姆与万里的交谈由时延春一人包办。时延春回忆萨达姆语速不快，稍微有点口音，表达的时候比较沉着，头头是道，温文尔雅。他与当地人交谈时有明显口音，但接待外宾就比较注意。“伊拉克记录人员离我们很远，萨达姆自己用笔把要点记录下来。”当时萨达姆与中国人重点谈到了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问题，以及他“反美”和“反以”立场——他“反美”是因为美国支持萨达姆“三心二意”，时而支持，时而反对。

　　现在时延春还珍藏着一张他与萨达姆握手合影的照片。萨达姆与人见面都有极其严格的礼宾规定。见面结束，他一般也不送客，只是握手了之。但是他对万里委员长非常客气，亲自送到总统府门口，与每个人握手告别，合影留念。应该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较高礼遇，因为萨达姆一般不和陌生人合影，那次会谈中方的摄影师就被拦在会客厅外。第二天，时延春他们就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看到萨达姆与万里委员长会见的新闻和照片。

　　1990年的伊拉克已经遍地是萨达姆的画像，无论是在巴格达大街上，还是巴比伦古迹，到处都是萨达姆的像，从民族服装萨达姆到军装萨达姆，还有叼烟斗的萨达姆等，各种身材、服装的都有。甚至连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餐厅里都有他的画像。陪同人员开口就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统帅，我们的导师。

　　时延春他们访问的时候正值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人生活得还不错，据说他们用面包喂牲口。但是时延春感觉，两伊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会就此平静下来。两个多月后，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科威特。

　　同为干罗大学校友

　　有意思的是，时延春还曾与萨达姆在同一所大学进修。

　　1960年，逃亡埃及的萨达姆通过补习进入埃及的开罗大学法律系，担任伊拉克留学生的复兴社会党支部书记。5年后，时延春也来到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当时时延春并不知道有萨达姆这位校友。

　　萨达姆的“三无”命运

　　“如果没有连续的战争、制裁，伊拉克人应该说生活条件是不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给伊拉克人带来了不幸。”时延春说。“萨达姆”这个名字的阿拉伯意思就是“撞击者”，他把伊拉克撞击成三个部分——北部地区、南部禁飞区和他控制的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中间地段。

　　在时延春看来，美军抓获萨达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抓得还晚了，应该更早一点抓到他。他原以为萨达姆会反抗或者自杀，但是他都没有。“他有他的想法，他是个能屈能伸的人。”

　　萨达姆的“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萨达姆在当副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稳重。他为贝克尔做了十年的副手，在此过程中，他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另外就是两伊战争进行到对萨达姆不利的时候，他就马上提出停火。后来联合国调停的时候，形势对他并不是很有利，但他马上表示同意。而伊朗却是在隔了几个月才接受停火协议。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作出了十几项决议，开始萨达姆一项都不接受。但他遭受重创以后，立即宣布无条件接受。核查问题上也是这样。

　　最后，时延春用“三无”概括伊拉克战争——巴格达无米可煲、无险可守，萨达姆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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