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超

　　12月11日至12日，东盟国家首脑齐聚东京，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举行了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会议取得了两大成果：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重申参与“东亚共同体”的决心；同时，日本开始与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如何看待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再次走近？中国的舆论界，警惕者有之，欢迎者亦有之。日本媒体在分析此次会议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会议明显是为了平衡中国对东盟影响的过快增长。如果把这次会议放到中日关系框架中去，不可避免，我们会对日本产生新的警惕。然而，如果放到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去观察，日本此举则值得欢迎。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最理想的状况是中美、中日、美日三组关系的等边状态，但现实却是，日美关系的亲近程度远远超过中美与中日关系。日本资深评论家船桥洋一在《小泉外交：应从脱亚到入亚》一文中谈到，日本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一是为了与中国竞争，二是向美国显示其独立性。中日竞相与东盟接近，正是东盟所期待的，同时东亚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因此在短时间内中日不至于产生利益的直接冲突。而日本对东盟的外交则向美国显示了独立性，有助于改变目前日美关系的过分亲近。那么这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实效？又取决于日本国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反思，和东亚合作的利益空间。

　　日本国内亲美派有一种观点：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是利害关系，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则是拥有共同理念的民主同盟关系，一个是利益层次，一个是价值观层次，不可同日而语。最近，原日本驻黎巴嫩大使撰写的一本书披露了这样的情况：日本外务省中流传着一本不得不读的书，外交官称之为“外交圣经”。这本圣经的“上帝”就是美国，“教义”就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在日本，批判日美同盟的书籍汗牛充栋，而这本书则警告人们少看这样的书，并称：“基于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之上，日美同盟是牢不可破的。怀疑美国的同盟友谊，本身就是危险的。”

　　日美安保关系形成于二战后，日本从对美开战到接受安保，贯穿始终的是对日本经济复兴、国家利益的判断。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日本新的利益生长点又在哪里？日本需要如何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亲美派以“价值观”信仰取代“利益”判断，并夸大经济停滞、朝核问题、绑架问题等暂时困境，建构了这种“思考停止”、“思维惰性”（日本学者语）的外部语境。但毕竟日本与美国在价值观、制度模式上有着不小的差别，即使价值观有趋同的一面也不能等同于利益一致。美国对日本与东盟接近的一贯态度便颇能说明问题。

　　在筹备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副国务卿、也是著名亲日派的阿米蒂奇派出亲信，到日本了解日本对东盟的立场。据说美国没有明确提出异议。这不由让人联想到1993年马哈蒂尔邀请日本参与“东亚经济合作构想”，以及1998年宫泽内阁提出对东盟一揽子援助方案时，美国先沉默，后猛然叫停。为何叫停？恐怕不能用“维护共同价值观”和“维护日美同盟利益”来解释吧！归根到底是美国的自身利益。而现在美国的沉默，也许是由于它不希望过早扮演“干涉日本外交”的负面角色，引起日本知识界的反感，但相信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时，它是不会手软的。

　　因此可以说，日美关系正处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结构强化时期，同时，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又不断暴露出它固有的缺陷，也就孕育了反思与解构的可能。

　　再来看一看东亚合作的利益空间。就在日本逡巡不前的时候，东亚国家的合作进程突飞猛进。现在，东盟联合自强，中国快速发展，并积极推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同时开始在朝核问题上推动新的对话安全模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经济安全利益的增长空间不可小视。对日本而言，脱亚还是入亚是个难题。脱亚，向美国靠拢，意味着安定，然而，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下，不进则退，今天的安定可能意味着明天的没落。入亚，有前景，但考虑亚洲合作在摸索中前进，且日本与亚洲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风险。

　　而能够使日本通过“东亚合作”对“日美同盟进行反思”的通道，正是它与东盟国家多年的老交情。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端于战后赔款开始的贸易、投资。对东盟来说，日本仍然是中国尚无法取代的投资和援助大国。日本与东盟的接近，中国欢迎还是警戒，正是我们对“是否保持这个通道”的态度。笔者认为，欢迎这个通道的扩大，将有助于减缓日美同盟体制的强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并有助于东亚合作的发展。

　　在日本以及东亚的一些国家中，有一种对中国的偏见：中国擅长用“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消除这种“阴谋论”、“威胁论”，中国要反驳。但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道。中国以坦诚的心胸面对亚洲各国，帮助东盟国家实现一体化，推动东亚合作，同时欢迎日本与东盟加强关系。这正体现了中国以合作共赢实现亚洲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远大襟怀，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地缘环境的均衡化，为进一步发展求得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