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到美国的时候，解放日报集团特派驻美记者敖军曾经很“小资”地欣赏着曼哈顿霞光下的灯海。

　　但短短的5个月驻外生涯过去了，他已经体味到了悲伤、骄傲、疑惑和焦虑。

　　2003年，美国离不开“9·11”这个词，离不开反恐这个话题。

　　8月，一场美加大停电几乎让全世界人都以为“9·11”再次来了；

　　同样是8月，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遇难，原因是美国因反恐而打响的伊拉克战争；而正在如火如荼地为总统大选舌战的竞选人们，打的也还是伊战牌、反恐牌。

　　只是在与全球共同反思的同时，我们的祖国还给远在美国的他带来欣喜和安慰，温家宝总理的首次访美，“神舟5号”的发射成功……

　　当中国以美好的面孔屡屡出现在美国的媒体时，敖军也加入了报道的行列，加入自豪的行列。

　　8月14日：纽约大面积停电

　　曼哈顿简直就像逃难的战场

　　新闻背景：历史上最大停电“突袭”美加

　　美国东部时间8月14日下午4时左右，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大面积停电。停电的范围由加拿大东部至美国的康乃狄克和俄亥俄州，受影响的城市包括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多伦多、渥太华。大停电事故使很多人联想到是“基地”组织搞的恐怖袭击，一度引起美国甚至世界的惊慌和关注。事故发生后不久，布什专门发表讲话，称这一事件并非恐怖袭击。11月，美国方面称停电事故的“罪魁祸首”是美国“第一能源”公司,正是由于该公司内部出现了管理失误和训练不足等现象,才直接导致了美加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片黑暗。

　　下午4点多，电脑突然没电了，平日里像苍蝇一样嗡嗡叫个不停的老冰箱也没了声音，我以为只是公寓楼检修电路临时停电，结果一个多小时后，还是没有动静。打开门一看，走道里竟然一片漆黑，恰巧隔壁邻居也开门出来看个究竟，一个女声喊道：“那能回事体啦？呒没电了！”咦？他乡居然遇乡音，这倒是停电的意外收获。

　　我决定下楼看个究竟。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下21层高楼，来到大街上才发现，不仅是我们这一幢公寓楼的问题，整个街区似乎都没有电，商店里黑灯瞎火，红绿灯全部瞎了眼，马路上，汽车倒还有礼貌，一辆交错一辆，相互让着走。

　　但越往闹市走，越是混乱，没了方向的汽车，不知所措的行人，公交站点数条排队的长龙七扭八拐，投币电话亭前也排起长队，商家把蔬菜和冷冻鱼肉摆到了路边，疯狂甩卖，地铁口警察站在一排，地铁停开，许多人连如何回家都不知道。

　　这是我步行能够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但我所看到的，相比十几公里外的曼哈顿，已经算是“秩序井然”了。后来从电视上看到，曼哈顿简直就像逃难的战场，人流车流将所有大街小巷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有人索性躺在时代广场旁的公园和马路上过夜，许多人被困在电梯和地铁车厢里，有人摸黑几个小时，靠双脚走出地铁隧道……

　　没有电视，不能上网，电话永远是忙音，收音机就成了我了解停电消息的惟一渠道。回到家之后，我翻箱倒柜，找出家里所有的电池，准备打持久战。收音机里，纽约NYC电台的2名播音员正在通过电话线播音，不断连线纽约各地的记者，让他们用手机采访和口播现场情况。

　　晚上9点多，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收音机最后一节电池也用完了，四周渐渐一片寂静，只有头顶偶尔盘旋下降的客机，闪着巨亮的前灯，呼啸而过。我索性搬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欣赏纽约难得一见的黑暗夜色。

　　已是晚上12点多，还没有来电的迹象。我决定打开笔记本电脑，用仅够支撑2个小时的电池完成停电报道。文章是写完了，但怎么发回国内呢？传真机歇工了，上网也肯定没戏了，一到美国，我就申请了DSL高速上网（谁还会用电话线拨号上网呢？反正不可能停电。结果———真的停电了。）如今，这些高科技却成了聋子的耳朵。

　　第二天早上8点多，报社编辑打电话来催稿，电力供应还没有恢复，怎么办呢？只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字一句把我的稿子读给她听，记下来以后，再交拼版员输入电脑。报社记者居然过了一把“电台播音员”的干瘾，这也算是停电的另一大收获吧。

　　8月19日：联合国特使遇难伊拉克

　　纽约总部感受悲伤

　　新闻背景：联合国驻伊代表遇炸身亡8月19日下午，联合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代表处运河饭店惨遭自杀性汽车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也伤重身亡。这次爆炸事件使得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压力。20日，联合国派驻伊的非伊拉克籍工作人员撤至约旦首都安曼。8月23日，联合国驻伊拉克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员、葡萄牙人拉米罗·洛佩斯·达席尔瓦临时接替了德梅洛的职位，继续和平使者的工作。虽然后来联合国非伊籍人员全面撤退，但他们表示，只要形势一好转，就会重回伊拉克。

　　作为《解放日报》同时派驻纽约和联合国的记者，去纽约外国记者中心和联合国记者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是来美不久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这一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往曼哈顿，在香港《大公报》驻美多年的“老记”张少威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注册手续。上午10点多，我第一次走进东河岸边那幢早已看过无数遍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张少威带着我在迷宫似的总部大厦里钻来窜去，三楼是各国派驻联合国记者办事处比较集中的地方，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站就设在走道尽头。

　　我们走进去，不大的房间内被电脑和文件塞得满满当当，新华社记者杨志望正盯着电脑屏幕，早上从巴格达传来消息，联合国设在伊拉克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巴格达运河饭店当天下午遭自杀性汽车炸弹袭击，受损严重。

　　刚聊了几句，杨志望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啊，死了！”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德梅洛死了！”杨志望转身冲向电脑，“对不起，我们以后再聊，我得写稿子。”德梅洛是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巴格达方面刚刚证实，他在运河饭店遭袭事件中不幸身亡，成为1948年以来联合国殉职的最高级别官员。对门，联合国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办公室门前，已经有几名记者扛着摄像机一路小跑地拥过来，要求发言人证实德梅洛遇难的消息。

　　我们出门走到一楼，在大厅走廊的一角，墙上挂着一台14英口寸电视机，正在播放

　　CNN现场直播的德梅洛死亡突发消息，渐渐地，电视机下，记者和联合国工作人员越聚越多，大家仰着头，一言不发地看着不断重复播放的被炸现场和德梅洛的资料图像，有人开始唏嘘，更多的人沉默着，大厅里的气氛凝重而死寂。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联合国总部，看见总部门前为德梅洛降下半旗，路人在铁栅栏上插上鲜花，总部内，一名工作人员塞给我一份传单，他们当晚将为德梅洛举行一个小型的烛光悼念仪式。

　　7月24日

　　曼哈顿没“世贸”

　　难得有心情小资

　　来美国才5个月，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天踏上这片国土的，只好去翻查护照上的入境记录，但脑海中，刚出纽瓦克机场时看见天边那一抹晚霞，却依然清晰，晚霞对面淡淡夜幕下，就是曼哈顿星光闪烁的高楼。

　　坐在朋友的车里，一路上就朝着那片“星光”开去，路过布鲁克林大桥时，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世贸大厦，脑海里不断勾勒着，如果“世贸”还在，这片灯海该是怎样的一番风情？

　　对记者来说，有一种心态一直很残酷，那就是面对灾难和不幸事件时的新闻躁动，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激动和兴奋感。

　　我不知道接下来在美国这几年的记者生涯，我还有多少机会以这种“小资”的心情去欣赏曼哈顿的灯海？9月8日：

　　见到朱利安尼和鲍威尔

　　一个太近，一个太远

　　纽约外国记者中心隶属美国国务院，说白了，也就是美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统战”机构，里面有免费供记者上网写稿的电脑和十几份美国主流的报刊杂志，中心经常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注册登记的外国记者发出各种采访信息。

　　“9·11”事件2周年前夕，我收到纽约外国记者中心发来的一封很奇怪的E-mail，邀请记者报名采访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举行的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信中特别注明：“果你在阅读完这封信后5分钟内就作出回复，你的采访要求将被拒绝。”这算什么意思？难道采访朱利安尼这样的名人，我还需要5分钟的深思熟虑才能作出决定吗？

　　按要求，我稍后回信，确认我要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3天后，在曼哈顿中城的外国记者中心会议室里，记者终于与朱利安尼近距离面对面采访。朱利安尼系了一条红色领带，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向记者回忆“9·11”事件发生时的情形和他当时的感受。2天后，在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9·11”事件2周年纪念日活动，记者再度遇见朱利安尼，他仍然戴着那条红色的领带。

　　相比而言，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更难。11月10日，鲍卿在纽约城市学院发表演讲，以纪念联合国创始人之一、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拉菲尔·本奇。晚上6点钟才开始的演讲，却要求记者下午3点就赶到现场注册。

　　虽然还没进入冬天，纽约这天却寒风刺骨，会场安排在纽约城市学院内最古老的一座教堂，教堂外，几百名学生排在警戒线外抗议示威，许多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鲍威尔滚蛋！美国兵回家！”，沿途不断有人散发传单，要求布什政府停止对伊拉克的占领，尽快撤军。

　　我走到教堂3楼的记者登记处，安检门外，已经排满了十几名记者，所有行李和摄影器材都必须开包检查，一名记者把身上的钥匙、手机、钱包、硬币都掏出来，连过3次安全门，还是啸叫，最后不得不把裤子皮带解下来，才总算过关。

　　进入所谓的记者席，才发现这不过是教堂顶楼的一层平台，哥特式教堂本来就是以巨大上升的空间感取胜，居高临下，对有“大炮筒”的摄影记者来说，视角最佳，但我们这些文字记者，从高处看下去，站在讲台上的鲍威尔仅比地上蚂蚁大一点，连他长什么样都看不清楚，更别说现场提问了。

　　这算哪门子采访，还不如我坐在那儿欣赏教堂天花板和石柱上的怪兽石刻有趣呢。走出教堂，看见上百名来宾西装革履地排成一列，在寒风中等待安检入场，旁边，一名抗议者头戴布什的面具，手里抱着巨大的充气地球，上窜下跳，这比听鲍威尔讲话有趣多了。

　　10月16日：

　　“神五”发射成功

　　这一天我离祖国最近

　　这几天，“神舟五号”飞船的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事实上，我的倒计时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为了配合报社在“神舟五号”发射当天推出的特别报道，9月30日，我决定到俄亥俄州采访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故乡。由于当时还未及办好驾照，我特地以每天100美元的代价雇请一位中国留学生做司机，从租车公司租了一辆汽车，驱车1000多公里，采访了以阿姆斯特朗的名字命名的航空航天博物馆以及他目前生活居住的辛辛那提。

　　前后历时3天的采访，虽然没有接触到阿姆斯特朗本人，但还是找到了许多现场感觉。稿子完成后，就压在那里，等待“神舟五号”正式升空和顺利返回的那一刻。

　　16日下午6点多，我打开新浪网的“神舟五号”返回地面滚动直播，终于看见期待已久的字幕消息：“神舟五号”飞船成功着陆！我立刻给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发言人冯玉慧打电话，电话那头，小冯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真的吗？我正在录中央台的直播节目，我怎么没看到呢？那太好了！晚上我们总领馆要举行一个庆祝会，你赶紧过来吧！”

　　晚上7点，300多名美国各界华侨、知名人士和留学生齐聚总领事馆。这些同学没有出现在我的报道中，在偌大的宴会厅里，也没有其他人认识这些普通留学生，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分享所有人的快乐。但正是有了默默无语的他们，有了那些慷慨激昂的华侨代表，这一天，即使我一个字也不写，内心深处，我依然觉得，我离祖国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