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在以色列发生的一系列自杀性爆炸事件，“哈马斯”均称是它所为。这个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如何秘密运作？那些敢于充当人体炸弹者都是什么样的人？它的资金又来自何处？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对此作了下述报道：

　　“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我已经死了。”

　　他看起来很胆怯，只有10到12岁的样子，脚上穿着破鞋，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宛如一领圣体者。清真寺里有些热，只有几台通风机在转动，并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在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副橙色担架，上面覆盖着用金线镶边的黑色裹尸布，不断有人过来掀开盖着“烈士”头颅的布探视。那男子曾在夜里带着一支冲锋枪、两枚手榴弹和一本《古兰经》，独自匍匐爬向加沙地带北部边境的埃雷兹以色列哨所。十几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身体，他的脸已变形，额头上缠着白手帕，嘴唇四周是凝固的血。穿破鞋的男孩俯下身子，亲吻烈士的嘴、脸、额头，然后重新起身，脸色苍白，就像他刚刚亲吻的是一个圣人。

　　他身后还有其他人在等候，大约100多人，年龄从8岁至18岁不等，都来自杰巴利耶难民营。他们被公认为令人讨厌的孩子，动辄就张嘴骂人，或拿石块打人。只有圣战战士身上的这块黑色裹尸布能让他们肃然起敬。当心理学家问加沙一些12岁的孩子“你们以后想干什么？”时，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说“当烈士”。只要看看“哈马斯”的军事检阅，看看孩子聚集在蒙面战士前想知道谁是他们心中的英雄的情景，就足够让你了解他们的想法。在这里，小孩子梦想着参加“哈马斯”，而年轻的战士则力争达到顶峰———参加“哈马斯”军事机构卡西姆旅。

　　他们的榜样是这样一个男人：他身体强健，大胡子，面色惨白，极其镇静，腰下别着手枪，在坐下来的时候会很快地环顾一下四周。他会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我已经死了。”他知道自己受到追踪，于是就争取时间，每天晚上变换住所，不再使用汽车，外出时有保镖陪同乘坐公交车，不再使用手提电脑以免让人查到行踪。他表示，“以色列的技术远远高于我们，必须谨慎行事。”　他不信任F—16战斗机和巴勒斯坦“合作伙伴”。他唯一的防御就是将秘密保守在一个经过精心分隔的组织内。战士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军事负责人长什么样，而且每个小组只有三到五个战士。不同的核心小组之间完全隔绝，一旦有不幸出现，总会有小组前仆后继。“在我的小组后面，还有第二个小组准备行动，组长是指定的。在它后面，还有第三个小组。”加沙有多少这样的小组呢？“多得足够干大事。”组织的政治部门从不下达具体任务的命令，它只是下令战斗或停火。目标很明确————在加沙地带、边境或以色列境内的所有以色列目标；方式也很明确———渗透到对手内部，袭击岗哨、巡逻队或公交车，向定居点发射火箭弹，身缠炸药的人体炸弹……

　　“妈妈，请不要流泪。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

　　“哈马斯”的炸弹专家们研制出3种不同类型的“卡西姆”火箭。第一种火箭在射程超出4公里时就毫无精确度可言，第二种火箭先进一些，它们都瞄准位于被占领土内的定居点。第三种火箭在15公里范围内都有效，能够击中以色列的城市阿什凯隆。“我们通过改正错误来逐渐进步。”

　　他承认，自巴勒斯坦起义开始以来，已失去了许多朋友。然而，每当制定计划时，他手下的人都争着参加自杀性行动。他本人14岁就加入“哈马斯”，参加了当时的第一次起义。当第二次起义开始的时候，他已26岁了。他说：“1948年以前，我爷爷有800公顷土地。今天，我的家人在难民营的一间房里生活了10年。我对这样的生活不抱丝毫的希望。只是在当烈士之前尽可能地搏一搏。”

　　有一面墙，上面画着阵亡战士的头像，还有这样的文字：“妈妈，请不要流泪。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加沙，在这个长50公里、宽11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上有12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近一半人不满15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用带电刺铁丝圈成的3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剩下的25％的土地则留给6000名以色列移民。

　　现实情况让人心灰意冷。人们可看看地中海，它的蓝天因一些越来越阴暗、令人悲伤的墙而显得低矮。这里早就出现了占领，现在则有了“哈马斯”、迫使妇女戴的面纱、严格禁止酒精、奉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观，在一个列队只为政治游行和给烈士送葬的社会中，《古兰经》已成为唯一的教材。加沙感到不满，却又沉默不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哈马斯”已变得和阿拉法特的政党一样深入人心，这个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意味着让人充满“热情”。

　　“哈马斯”由亚辛创建目标是解放巴勒斯坦成立伊斯兰国家

　　起初，在1978年，除了一个出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个组织是艾哈迈德·亚辛在以色列合法创建的。亚辛是一个奇特的老人，留着大胡子且很瘦，自从年轻时遭遇事故以来，他的身体几近瘫痪。作为崇拜对象，他极少公开露面，头上总是覆盖着白纱，手和脚靠垫子支撑，说话声音很弱，几乎听不到，需要麦克风的辅助。可他的话语却很坚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在1989年至1997年间被以色列关进监狱，因为摩萨德在约旦的一次失误，他获释出狱，如凯旋的英雄般重返加沙。

　　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有两条道路是可行的：一是“横向道路”，旨在改变人民，让他们重新回到真主身边；二是“纵向道路”，也就是革命的道路。在“哈马斯”之前的那个时代，亚辛的组织选择了穆斯林兄弟会这条“横向道路”，不谈政治，不谈与异端分子斗争，也不谈背离伊斯兰教的人，而是深入到各个清真寺、慈善协会和大学里。

　　10年后爆发了首次巴勒斯坦起义。这是一场反对占领、有众多人参与并获得广泛支持的运动。不参加这样的运动，就等于与舆论失去了联系。1987年12月14日，就在巴勒斯坦起义开始5天后，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成立。1988年8月18日，这个运动的宪章确定了新的目标，即解放巴勒斯坦和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拒绝阿拉伯社会西方化，并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这是一个战斗宪章。“哈马斯”很快将成为阿拉法特的主要竞争对手，它反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谈判，要求收回整个巴勒斯坦。

　　最初源于宗教的“哈马斯”需要学习政治，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入地下活动。于是，“哈马斯”一分为三，其中有两部分是“公开的”，一部分是“与外面隔绝的”。首先，由一个部门负责招收人员、训练和募集资金；其次，另一个部门负责意识形态、信息和宣传的训练；最后，秘密的安全部门负责惩罚叛徒、贩毒分子和与敌人合作者。

　　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负责军事行动的卡西姆旅大约有3000名战士。很久以来，它的战士们只是用冲锋枪或短刀搞刺杀。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巴鲁什·戈德斯坦在希伯伦的一个清真寺杀害了数名巴勒斯坦人，此后，“哈马斯”的一名炸弹专家研制出了炸药腰带。两年后，他被摩萨德寄来的一个装有炸弹的蜂窝电话炸死，但人体炸弹却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恐惧。此间，“哈马斯”的领导人改变了方向。加沙的一名记者说：“15年前，往往是一些布道者用宗教词语谈论怎样才是品行好的穆斯林和品行不端的穆斯林。今天，当亚辛说起政治、革命、抵抗或联盟……我感觉听到的是从前的阿拉法特在讲话！”

　　“多亏了监狱，‘哈马斯’走出了清真寺。”

　　为了掌握语言学和理论工具，战士们最好读一读切·格瓦拉的著作，稍微学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一些游击队员的经验，并倾听爱资哈尔清真寺的祈祷。这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所学到的东西。在哪里学的？当然是在监狱里。熟知以色列监狱情况的阿里·卡西姆说：“在监狱里，每天都是安排好的。”清晨起床，吃早饭，政治或宗教集会，讨论，然后有3个小时的个人阅读时间，下象棋或聊天，然后是吃晚饭和新的政治会议……“照这样的节奏，没有一分钟时间属于自己！”犯人们每天贪婪地读书，他们中的医生、记者和工程师为一些专业会议、希伯来语或英语课程制定计划。“主要是不考虑外边的事情，必须保持思维清晰、敏捷、集中。被监禁是一种了不起的智力训练。”　本被用来扼杀抵抗运动的监狱却又孕育了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古兰经专家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讨论，他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并学会了倾听无神论者的意见。几年的监禁使无知的投石块者重新进入大学学习，15年的单人牢房使文盲成为革命的主人。“多亏了监狱，‘哈马斯’走出了清真寺。”

　　到了外面，过去的囚犯永远不会孤单，组织会向他伸出双手。“哈马斯”不缺钱，它能够从包括沙特和伊朗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募集到资金，估计年预算为3000万美元。在海湾各国和欧洲及美国，一些协会为其慈善机构募集资金。在加沙，三分之二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欧元）以下，“哈马斯”的原教旨主义者“洁身自好”。欧洲一非政府组织的一名儿科医生说：“他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哈马斯”在社会、宗教、军事、政治等方面对人的思想影响巨大。今天，它吸引了一代年轻的战士。他们的年龄都在20岁至35岁之间，他们是教师、记者、会计、银行家、医生或工程师。“哈马斯”已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以色列人加齐说：“在巴勒斯坦起义的初期，‘哈马斯’很难招收到前往以色列引爆自己的单身男子。今天，大学生、一家之长、穷人或中产阶层人士都愿赴汤蹈火。”每当一名巴勒斯坦人身缠炸药，在耶路撒冷的公共汽车上或特拉维夫的酒吧里与一些无辜百姓同归于尽的时候，加沙地带的人们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完）（来源：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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