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不但对其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也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对于肯尼迪遇刺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美国官方的解释说这是一次独立的事件，是枪手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合理，因为奥斯瓦尔德的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和当时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而艺术家们对肯尼迪事件的迷恋，可以籍由《刺杀肯尼迪》这样的电影或《天秤星座》这样的小说看出来。三分之一美国人的创伤

　　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满怀热情地宣布，美国的新时代到来了。肯尼迪政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全新的气象，很多方面甚至是一种革命性的态度。这一切一直延续到1963年的那一天。

　　如果40年前的刺杀事件没有发生，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的？还会有嬉皮运动吗？还会有如此多的暴力电影以及各种互动的暴力游戏吗？或者，会出现“9·11”事件以及此后世界的混乱格局吗？

　　看上去这位46岁的哈佛毕业生、后来的美国总统的死亡意义如此重大，似乎已经改变了整个历史。也许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并不过分。至少这次事件改变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的轨迹。按照美国小说家查尔斯·麦卡里的说法，达拉斯发生的这次暗杀事件给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相互关联的，那么肯尼迪的死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美将是痉挛的”

　　在肯尼迪死后，美国人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凄凉和陌生。主流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也变得可疑，人们更倾向于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著名民谣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在1967年的歌曲《美国》中唱出了这种情绪：“……她说穿着斜纹布上衣的男人是个间谍/我说，小心/他的蝴蝶结下面真的是个相机”。

　　对讽刺和荒谬的喜爱也成为后肯尼迪时代文化上的特点，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成为兰尼·布鲁斯和莫特·萨尔等喜剧讽刺大师的“病态幽默”的核心。当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肯尼迪也许极力避免的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时，文化消费者变得更加愿意在电影和电视上直接地描写暴力。在这一点上，著名的泽普鲁德（Zapruder）电影的影响可谓深远，那是一部26秒、8毫米的“家庭电影”，内容是由达拉斯服装店老板亚伯拉罕·泽普鲁德拍摄的肯尼迪头部中弹的全过程。现在甚至还可以买到泽普鲁德的电影，录像带或者DVD都有。

　　电影《邦尼和克莱德》的高潮场景明显地受到了泽普鲁德电影的影响。当时克莱德和邦尼的身体就仿佛是随着枪的射击节奏在跳舞一样。在死亡过程中，有一刻，身体不再是身体，它成为某个东西，并且呈现出一种确定无疑的丑陋美学。就像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曾经公开宣称的：“美将是痉挛的，否则它就不是美”。这种丑陋美学不仅在《邦尼和克莱德》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并且在其他像《稻草狗》、《出租汽车司机》、《放大》、《撞车》以及《全金属外壳》之类的电影中出现，而奥利佛·斯通的《刺杀肯尼迪》一片让人明白这个事件是现代美国历史上一个多大的谜团与情结。“时代改变了”

　　事实上，不仅是电影，大多数不强调历史史实的“小说”都钟情于肯尼迪事件。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有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不过其中的主角不是肯尼迪，而是对刺杀者哈维·奥斯瓦尔德经历的虚构性描述。最近出版的一本非小说类书籍，由布莱德利·奥尼利和L·E·西摩合写的《死亡三角》，把肯尼迪的死归结于“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南越政府”和“法国全球毒品财团和新奥尔良黑手党”的共同努力。更有甚者，这件事似乎也影响到一个人的性生活。在伍迪·艾伦的1977的电影《安尼·霍尔》中，主人公发现他自己不能和妻子做爱，他不能摆脱他的迷惑，那就是美国政府在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有系统地欺骗公众。

　　肯尼迪的死对摇滚音乐家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1963年鲍伯·迪伦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唱片《时代改变了》，表达了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从菲尔·奥克斯、“大门”到“飞鸟”这些重要的音乐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回应。民谣歌手埃里克·安德森说：“肯尼迪代表了充满希望和魅力的事物，一只投射下巨大的阴影让你觉得安全的小鸟，而那只鸟在半空被击中。空气中充满了羽毛。我们现在暴露在太阳的怒视下，在仇恨中。它带来了丑陋，德观完全变化了。错误的事情发生了，错误的事情正在发生。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你只知道它将会发生。”（海松）本文为《国际先驱导报》供新华网专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