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普遍认为，“9·11”事件改变了历史。这并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布什政府对事件做出的反应。他向恐怖主义宣战，并打着这个旗号推行一套蓄谋已久的激进的外交政策。这套外交政策的原则可以归纳如下：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强权而不是法律基础上的，强权代表一切，法律不过是强权的注脚。冷战结束后，美国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主宰力量，因此它能够把自己的看法、利益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

　　我认为这种政策理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拙劣形式，说它拙劣是因为它忽视了“适者生存”理论中的合作，片面地强调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导致霸权主义。

　　违背开放社会原则

　　“9·11”事件为布什政府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白宫大肆渲染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人民中制造恐慌，使整个国家团结在总统周围。政治家利用某一事件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本来无可厚非，只不过布什政府的政策主张令人担忧，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承认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人能够拥有绝对真理。

　　2002年9月，布什向国会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它的第一句话就是：“20世纪自由与极权之间的伟大战争以自由力量和一个惟一的、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这个模式就是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个推断有两处错误：首先，国家成功并不存在一个惟一的可持续模式；其次，美国模式尽管很成功，却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因为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这个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个地位的。

　　“布什主义”有两大支柱：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军事上的绝对霸权；美国有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在布什眼里，国家主权被分成两种：一种是美国主权，它凌驾于国际条约与义务之上；第二种是其他国家的主权，它要屈从于美国的意志。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理论：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所以当布什说“自由会取得胜利时”，他的真正意思是“美国会取得胜利”。

　　向恐怖主义宣战

　　这种霸权主义心态好像股市中的泡沫。股市中的泡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有现实基础，只不过这种现实是由于误解而被扭曲了的。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误解是可以自我修正的，因此股市会保持某种平衡。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误解会被现实中某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所强化，这时泡沫的“膨胀—破裂”过程就开始了。当现实与误解之间的差距难以维系时，泡沫就会破裂，造成灾难性后果。

　　目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就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布什政府认为它应该利用这一地位在世界各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一种“误解”。我们已经处在“膨胀—破裂”的过程之中。伊拉克不断恶化的局势有可能导致泡沫的破裂，但如果美国能够“搞定”伊拉克，前面提到的误解就会得到强化，泡沫破裂的日期会被推迟，但它带来的危害也会更大。

　　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应该被视为一种反人道的罪行，而不是战争行为。打击犯罪需要警察出面，而不是军队。但是对布什政府而言，向恐怖主义宣战能更好地服务于霸权主义诉求，因为这可以炫耀军力，只不过这不是对付恐怖主义的正确方法。军事行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应该针对一个国家。但恐怖主义并不是国家行为，尽管有些国家也许对恐怖分子提供了庇护。

　　现在美国身陷伊拉克泥潭。由于被伊拉克问题捆住手脚，布什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其它重要问题，例如朝鲜、伊朗和阿富汗，此外还有国内疲软的经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反恐战争不仅没有使我们更安全，适得其反，暴力事件此起彼伏，逐步升级。由于目标不明确，反恐战争伤害许多无辜，这些无辜者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反对者。我们把反恐当成头等大事，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正中恐怖分子下怀。

　　霸权主义已经使我们内外交困。在国内，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的极端措施已经把美国变成了警察国家，导致民怨沸腾；在国际社会，美国也面临着众叛亲离的窘境。施罗德因为拒绝与美国合作而获得连任，卢武铉也由于反美立场当上韩国总统。我们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伊拉克，自诩带来了自由与民主，但大多数伊拉克人并不这样认为。

　　应该悬崖勒马

　　在股市中，泡沫何时破裂无法提前预见，但“膨胀—破裂”过程可以随时中止，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避免或减到最小。经验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及时悬崖勒马，否则后患无穷。

　　打击恐怖主义不可操之过急。历史上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都曾有过恐怖组织肆虐，这些国家花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将它们基本消灭。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我们不应该被恐怖主义吓倒。如果将反恐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的中心，无疑是对大国责任的推卸。

　　最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3种方案。第一种是通过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来实现霸权；第二种是回到我们以前实行的遏制战略上来，这是鲍威尔等温和派倡导的；第三种是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通过建设性的预防措施来改善世界局势。第一种方案极其危险，第二种已经时过境迁，不再可行。

　　我建议用积极的预防性措施来取代“先发制人”战略。美国目前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安全，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站在集体安全的角度考虑自身安全。如果缺乏国际合作，防止核扩散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都无法实现。现在世界期待的是美国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惟我独尊，盛气凌人。（摘自美国《大西洋月刊》12月号/[美]乔治·索罗斯于夫译）（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环球时报》）（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