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角度观察，即将过去的2003年，是超级大国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相当尴尬、屡遭挫败的一年，是由美国新霸权行径诱发的各种国际危机不断加深、局部冲突此起彼伏的一年，也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艰苦努力的一年，是消极因素和积极动向共生共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逐渐增多的一年。

　　伊拉克战争：美国的重大失算

　　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美国在处理伊拉克危机的过程中，遭受了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重大失败。

　　首先，在联合国牵头的对伊武器核查尚未结束之际，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多数国家的反对，悍然发动战争，惹怒了包括德国、法国等传统盟友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更不用说加深了阿拉伯世界早已存在的对美国战争动机的深深疑虑和行为方式的严重抗议。

　　其次，美国及其铁杆盟友英国虽全力搜索所谓的伊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资助“基地”组织、参与“9·11”恐怖袭击的证据，但迄今为止未能发现任何线索，使本来就缺乏合法性的对伊拉克战争蒙上阴冷灰暗的色调，连战争期间一些替美英盟军说话的国家现在也只好保持沉默。

　　第三，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美国作为占领者，陷进了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最可怕的“泥潭”。面对伊拉克民众的深刻敌意，加上萨达姆残余势力的各种骚扰性袭击，美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士气逐渐低落,美国纳税人负担日益加重，而扶植亲美的“民主政权”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最后，在处置伊拉克问题上骑虎难下的美国，不得不重新寻求联合国的道义援助和安理会新的决议支持，不得不向大大小小的盟友提出各种援助要求，不得不放下超级大国的架子来与法德俄等大国改善一度紧张的关系，不得不收敛一度极其嚣张的单边主义，山姆大叔在世界面前大大失了面子。

　　最为要紧的一点可能是，布什政府本希望通过改造伊拉克，为“不民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伊斯兰世界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现在却适得其反，伊拉克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前景变得遥遥无期，美国人的生命和国土安全反倒越来越成问题。伊拉克问题成了“烫手的山芋”，甚至直接危及下届总统选举前景。历史可能证明，美国卷入伊拉克危机的整个过程和为此制订的战略策略，代表着布什执政迄今遭受的最为深刻的一次对外政策失败，虽然现在尚无法预言这是“美国大鹰”折翅栽落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像曾经的“越战症候”一样，“伊拉克症候”将是山姆大叔不得不长久忍受的一个隐痛。

　　中东问题和朝核问题：

　　深化中的危机

　　同样与超级大国美国的行为直接相关，2003年另外两场引起世人关注的严重危机———中东和平进程的严重受挫和朝鲜核问题的凸显，反映出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一面，折射出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政治安排的缺失与矛盾。

　　今年是奥斯陆协议签署10周年。回忆当年阿拉法特、拉宾和佩雷斯等人的艰辛努力，目前的中东危局令人扼腕。一年来，人们见证了一次次国际斡旋的失败和双边和谈的破裂，血肉横飞的自杀性攻击场面是如此之多，以至各国媒体麻木到不愿将它们置于醒目的版面上。事实证明，沙龙政府的强硬立场，与哈马斯、杰哈德等巴激进组织的不妥协立场一样，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矛盾、诱发更大规模的互相报复。巴以问题归根到底，出路只能是“以土地换和平”。同样，各国外交界也厌倦了美国和朝鲜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和报复恫吓。据我看，朝核问题不论看上去多么复杂，最终的结局可能是，一方面朝鲜承诺完全彻底的无核化，另一方面美国信守此前的种种协议(尤其是1994年框架协议)，给朝方安全关注以合情理的满足并对相关经济损失做出补偿。中东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为争夺这片世界性地缘政治要地、资源宝地和不同宗教文明发源地所进行的控制权之争；是美国为彻底铲除反美恐怖势力和反西方的极端宗教势力所必须占领的一块战略制高点。朝鲜核问题其实已存在多年，近期凸显的关键原因在于，布什政府从一开始便对金正日看不顺眼，拒绝将其作为谈判对象，甚至将朝鲜列入“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名单，欲根除之而后快。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朝鲜方面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并据此判断，要么缴械投降、要么殊死搏斗。双方的某种不理性预期激烈碰撞到一块，从而形成针尖对麦芒的极端态势。

　　大国关系的新动向

　　在大国关系方面，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法国、德国等重要欧洲国家与美国、英国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深刻分歧，以及这种分歧背后掩藏的政治多极化意涵。看起来，法、德与美国的矛盾并非昙花一现的现象，它不只是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欧美对国际秩序的多种理解，比如对战争性质和后果的不同感受，对人道主义灾难的不同态度，对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体系的不同期待等等。伊拉克危机还表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始终存在一种貌合神离、互有需求又互相防范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彼此不敌对符合美俄两国的根本利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日益构成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心腹大患，反恐是两国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地缘战略和国家民族利益上的深刻差异，使它们经常产生同床异梦之感。俄罗斯有其独立的战略疆域和文化气质，又曾经长期在全球事务中保持强大的发言权，对于美国日益膨胀的单边霸权，俄罗斯人不管是行动中或心理上都不会真正接受。今年以来美俄在伊拉克问题、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的分歧，均折射出俄美两国合作的有限性。其实，即便是美国和英国，也并非人们理解上的“铁板一块”。伊拉克战争期间，英伦三岛反战声浪不亚于主张追随美国的声音，执政的工党竟也有百位之多的议员反对本国参战。从“凯利事件”在大西洋两岸引发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美英政治视角的某种微妙差异：在美国，人们把它视为政党激烈竞争的一个筹码；而在英国，对政府不人道做法的猛烈抨击很快牵涉到对布莱尔政治信念的质疑和对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挑战。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国关系的若干新动向：首先，在相对稳定的表象下面，大国关系结构出现了多层次的分化趋势，在美国一超独大地位难以撼动的同时，挑战霸权的各种“柔性”方式不断增加，给国际政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和更加动态的变化。第二，美国既是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发动机，又是现阶段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定的主要源头。从前一段主要着眼于大国政治的角逐，到现在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反恐、防扩散、对付所谓“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上，美国的战略重心调整给其他大国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问题，有新的麻烦和利益冲突。第三，与冷战格局不同(当时一个铁的定律是“国内政治服从国际政治”)，由于不存在大国间全面对抗的危险，国内政治成为各大国设定各自战略、调整应对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轴。比如，美国的重点是反恐和改善国内经济，这两大目标制约着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普京认为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振兴国内经济，发展大国关系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这些动向势必影响全球政治和地区冲突的进一步演化，值得追踪和关注。

　　四大趋势继续发展

　　在全球范围，2003年可以追溯的重要事态还有不少，它们中多数延续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趋势，简要列举如下：

　　反全球化浪潮持续不衰。在法国埃维昂的八国集团峰会、世贸组织部长坎昆会议、罗马欧盟首脑会议上，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重大的全球性会晤中，人们都能见到反全球化运动活跃分子的身影，能感受到他们愈来愈广泛涉足的领域、问题和有针对性的要求。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市民社会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舞台“第三种力量”的历史性崛起。世界各地“你追我赶”的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进程继续加速，国际政治的风云和国际安全的阴影对它们似乎没有造成多少妨碍。东亚地区是一个典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倡议正在落实；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有新的推进；日、韩和中国都在积极设计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往来和互助关系。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如拉美、非洲、中亚，尤其是西欧，我们均可见到一体化方面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升。经贸政治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所谓经贸政治，是指由于经济贸易领域的各种利益磨合造成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它把经济的利害关系与政治的立场态度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博弈”的复杂现象。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今年下半年以来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引发的国际性喧嚣，又如美国与欧盟围绕转基因产品和钢铁产品关税等问题在世贸组织打官司，还有如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大国结成“非正式的谈判同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新生代”陆续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发挥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特点的作用。阿拉伯许多国家和原属苏联的中亚各国，正在推进和完成政治领导人的“交接班”过程；在东亚地区，近年来世人见证了朝鲜、韩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的政治换代，今年这一地区主要国家更有突出的新气象；在非洲和拉美，尽管性质不太一样，比较年轻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前台”，以不同于老一辈的方式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笔者不打算过早估计这种换代的结果，只想谨慎地说，它给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因。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半月谈）（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