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在欧洲和亚洲，新年第一天同时发生两起新闻。一是德国政府宣布，应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邀请，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参加定于今年6月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被称为两个欧洲近邻摈弃前嫌、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标志。一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致使中日关系再度出现阴影。
对于小泉纯一郎缘何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国内舆论已有相对一致的分析，大体上都认为根源在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少数年轻人未经战争创伤，不满现处国际地位。他们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自然让人想起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
日本这种危险的倾向使中日关系面临巨大的挑战，也使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面临巨大的困境。近年来日本的每一个相关的政治举动，如制定“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强调自卫队就是军队、出兵伊拉克、引进导弹防御系统、鼓吹修改和平宪法等，均引起中国青年的激烈回应。甚至一些非政治事件，例如日本珠海集体嫖娼事件、西安演出事件等。这些反应中有情理之中的部分，也有极端的部分。
我无意将中国年轻人的民族情绪和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讨论如下问题：
何以回应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何以对抗这种倾向给民族心理和现实利益带来的伤害？极端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是一剂毒药，对于中国就更应该防范？中国的年轻人是否正在自愿地接受日本带给我们的新的伤害——将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念投射给中国？
两周前的《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也说到了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但作者是用它来提醒中国年轻人不要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影响。文章说到被伤害者容易出现的夸张和不健康情绪，比如无法理性地谈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文章说日本对战争的态度还在继续伤害中国，也在继续加强中国的这种受伤害者情绪。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威胁？”，结论是提醒西方人中国的威胁并不在人们通常想到的出口问题，而在于正在成长的极端民族主义。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都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造就的事实，是他们的言行首先决定了亚洲近邻不可能像欧洲近邻那样冰释前嫌。但是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仍然在接受日本人的伤害。如果让日本政府和部分民众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深渊，而不是让自己也跟着掉进去，这是每一次抗议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都将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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