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犹太人，她们在帮助巴勒斯坦人，年龄和身份是她们最有力的“武器”，和士兵谈心是她们的工作，她们就是———捍卫和平的“妈妈观察员”。

　　约旦河西岸一检查哨口，以色列士兵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远处的巴勒斯坦青年，鸡蛋大小的石块不断从对面袭来。旁边，一脸惊恐的安吉拉老太太大声呼喊着，但没有人理睬。突然，枪声响了，子弹从安吉拉身边呼啸而过，一个巴勒斯坦青年倒下，鲜血流了出来……恐惧、惊讶、愤怒，使这位白发苍苍的以色列老人几乎昏厥。

　　在回忆不久前这一惊险时刻，安吉拉仍不停对我喃喃言道：“场面太惨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你知道，子弹就从我身边飞过。”

　　在枪弹中捍卫和平

　　安吉拉是以色列“检查哨观察员”组织的成员。该组织都由犹太老妈妈组成，她们义务在约旦河西岸各检查哨口“值勤”，监督以色列士兵言行，化解巴以间的仇恨和战火。因年龄的缘故，他们也被称为“妈妈观察员”。

　　和这些老妈妈聊天，看她们在检查哨口苦口婆心周旋，无法不让你感动！她们都是有子女的人，很多人都年过六十，本应呆在家里颐养天年；但现在，她们奔波在各检查哨口，在尘土、石块、枪弹、危险中捍卫着和平。

　　她们中很多人并不富裕。安吉拉告诉我，一些志愿者甚至得先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然后再搭乘其他人的车去边境检查哨口。在以色列，因为频繁的自杀性爆炸，乘坐公共汽车就是一种冒险。危险远不止于此，检查哨口本身也是冲突频生的是非之地。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者在这里对以士兵发动袭击，以士兵则向巴勒斯坦人大打出手。在这里，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斑斑血迹。

　　2003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凯勒基利耶附近一检查哨，阿亚·考纽克女士曾目睹了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少年的冲突，后者情绪激动地向士兵投掷石块，前者则扣动扳机，考纽克女士几乎是央求士兵不要开枪，但为时已晚，在她惊恐的眼神中，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穆阿特倒在血泊中。

　　作为一个积极的“妈妈观察员”，考纽克女士更多的是后悔和自责。曾有一次，她因为有事没能去检查哨口，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个哨口，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青年被打死。

　　没有人敢保证危险有一天不会降临到这些老妈妈身上。曾多次目睹杀戮的安吉拉女士就很坦然地告诉我，她和很多人都有面对死亡的准备。她说：“我知道，也许有一天很可能我们中一个人会付出代价，我们现在已付出了代价：时间、精力、身体，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我必须这么做。”　“你也许知道，在这些检查哨口，一些士兵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让巴勒斯坦人过境，他们中有些人确实有急事，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看病，拖不得呀！”　“有时候，士兵甚至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人看，我们在的话，他们会收敛一点。我想这是我们的贡献。”老人举了一个例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通往耶路撒冷的检查哨口，她看到几十个巴勒斯坦人被以士兵逮捕，他们被反绑双手，几个小时不动地贴紧墙壁站着。这是酷刑。但士兵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其实哪有那么多恐怖分子，很多人是平民，这种举动只能激起更多的仇恨和暴力，制造更多的悲剧。”老人说，正是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发生，她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个“检查哨观察员”的组织。

　　年龄和身份是她们的“武器”

　　“检查哨观察员”组织的发言人维维告诉我，由于年岁和精力的缘故，她们每个成员一般都是一星期去一次检查哨口。但即使这样，一连几个小时站在尘土中，对这些老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好几次，我和安吉拉女士联系时，她正从检查哨口回来。电话中，她说话总是有一些喘息，然后就是抱怨：“太累了，太累了。”但她往往会话锋一转，告诉我当天有什么成果，比如，她今天又帮助了多少巴勒斯坦人。　“这是一种享受，你是在为和平做工作，许多巴勒斯坦人对我非常感谢。”她说。但这个过程绝不是轻松的享受。比如，她们每次都必须在早晨六七点钟就出发去检查哨口，因为那时是通关最繁忙、也是争吵和冲突最多的时候。然后一直站在那里，在尘土和枪口下，耐心地看着过往的行人。

　　检查哨口往往设置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空旷地带，少有店铺，自然更无法做饭。“我们每次出发，都带一些汉堡包，多带点水，这就是我们的午饭。”维维女士说，有时一忙起来，根本就没法吃东西。有些东西，是不能缺的，这是她们坚守岗位的“武器”，比如薄荷脑霜，用来防以色列士兵的催泪瓦斯或巴勒斯坦人的燃烧弹；手机，则用来与伙伴保持联系，或向以色列高级军官投诉。

　　当然，最有力的“武器”，还是她们的年龄和身份。一位组织者就告诉我，她们都是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人，面对这样的老人，再绝情的士兵，都无法强烈拒绝。“我们最多被用枪指着，被命令离开，但士兵很少推搡我们。”另外，她们都是女性，维维女士说：“男人干这种事，往往会让士兵感到威胁，在那种高度压力下，他们往往会失去理智，而老太太则完全不一样。”　安吉拉告诉我，作为她们工作的一种手段，她们总是和士兵谈心，“我们尽量避免吵架，因为这只会激化矛盾，而且往往让士兵烦躁，他们索性不放行巴勒斯坦人”。“比如，我告诉他们，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看那些巴勒斯坦人，这个老太太，你就不想想如果是你母亲，你会怎么办，这样说话，士兵就慢慢会软下心来。”　这种磨嘴皮，一个小时不行，就两个小时，直到老人们自己精疲力竭。面对这些倔强的老太太，年轻的士兵最终往往“屈服”。“当然，我们也观察，譬如哪个士兵比较讲道理，我们就带巴勒斯坦人从这个士兵处通过，”安吉拉太太说。　但有时候规律也不一定奏效。维维女士告诉我：“即使同一个人，有时他会同意我们的人道要求，比如加快检查速度，不要刁难老人和孩子。但有时，他们会非常敌对，用枪命令我们离开。”“我知道，他们也在执行命令，他们也确实是一些人袭击的目标，经常有人被打死，他们还都是孩子，我也有孩子在军队中……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为时局，似乎也为自己的孩子。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检查哨观察员”组织成立于2001年，由三个以色列老太太发起，随后得到了众多以色列妈妈的支持。据统计，现在核心成员有上百个，还有200名成员不定期参加这种“监督”工作。

　　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埃尔卡纳女士说，成立这样的组织，主要是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不满，尤其是对巴以爆发冲突后的以色列黩武滥杀行为的愤怒。69岁的埃尔卡纳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现在已成了一个占领者，作为和平主义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在和她们聊天时，这些老妈妈说，她们以前根本不知道检查哨口的实情，即使听到其他人说士兵如何如何，她们也会问自己，“我们这些退休老太太，还能做什么事？”但当她们来到边境哨口，看到那么多的冲突、流血，看到那么多巴勒斯坦人面对刁难的无奈、愤怒，她们触动了，她们告诉自己：“这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我们不能总呆在家里，对这些悲剧保持沉默。”　情况正越来越糟糕。具体到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哨。老妈妈们告诉我，三年前，人们还可以自由来往。巴以爆发冲突后，封锁开始了，先是军用吉普车临时检查，后来则是坦克出现，然后是巨大的水泥块、铁丝网、隔离墙、碉堡、岗楼……现在的检查哨有150米长，还有拘留营，经常可见被捆绑的巴勒斯坦青年。

　　对于这种情况，达甘女士忧虑重重地说：“我们的努力，就是减少民众的痛苦，防止悲剧发生，我们要让以色列民众看到这种情况，让大家明白占领的后果：检查哨的后面，是侮辱、仇恨和杀戮。”

　　责任感、使命感，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即使在新年也无法呆在家里。许多次，在过检查哨口时，我看到她们正与荷枪实弹的士兵辩论，白发在风中飘动。新年前的一次采访结束路过那里时，我对熟识的安吉拉老太太说：“祝你新年快乐，一切平安！”　她微微一笑回答：“谢谢，还是祝福和平来临吧！”（记者　刘洪）（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