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远离政治”

　　国际先驱导报驻第比利斯特派记者周良、桑华、吴晓凌报道

　　35岁的萨卡什维利风头正健，75岁的谢瓦尔德纳泽黯然老去。令人费解的是，谢瓦尔德纳泽说他不恨萨卡什维利，甚至在4日的总统选举中他还投了小萨一票，尽管萨卡什维利说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他的腐败问题。

　　“他根本不是我的政敌”

　　《国际先驱导报》：大选中，您把票投给了萨卡什维利，而他是您的政敌。您为何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谢瓦尔德纳泽：他根本不是我的政敌。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很年轻，只有35岁，前途无量。他是一个聪明、很有天赋的人。经验虽然缺乏，但他将来可以一步一步地积累经验。我认为，他一定能够组建一个出色的班子，这个班子将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我相信这个班子会有工作能力。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萨卡什维利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谢瓦尔德纳泽：困难很多。他许诺做了很多，但兑现却很难。他应当兑现承诺。

　　《国际先驱导报》：考虑到目前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您相信萨卡什维利能够领导格鲁吉亚吗？

　　谢瓦尔德纳泽：问题不在于我是否相信，人们相信了，人们选择了他，他获得了相当多的选票，多数人支持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都应当帮助他，帮助他开创一个良好的开端。说到他一定会成为模范总统，一切问题他都能成功解决，我无法打保票。他本人恐怕也无法打保票。

　　格鲁吉亚按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地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是有基础的。我们建立起了国家，改革得到全方位推广，完成了私有化改革，进行了土地改革，人们得到了土地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在良好的基础上开始工作。可以说，上来的人是有知识、有教养、精明能干的，经验当然还不足，但经验也是可以得到的。我不能说一切都会变好。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萨卡什维利关于打击贪污受贿官员的声明是对您展开调查的开始吗？

　　谢瓦尔德纳泽：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调查的威胁，也没看到有任何理由进行调查。至于萨卡什维利说的话，竞选中什么事情都有。他大概喜欢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事实上，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这不是革命”

　　《国际先驱导报》：今天回过头来看，是什么导致了格鲁吉亚这场革命？

　　谢瓦尔德纳泽：请大家不要用“革命”这个词。没有任何革命。这是企图政变。大批人，主要是年轻人聚到一起。我们在国内宣布了紧急状态，准备在次日采取行动。什么是紧急状态？就是动用武力，其中包括动用重装备、内卫部队和警察，3个小时就可以将这群人驱散。当时有足够的力量。

　　夜间，当我考虑会有何种后果时，我确信伤亡不可避免。我不能允许出现流血。当时的叫法很多——玫瑰革命、天鹅绒革命，就差叫“白菜”革命了。所有这些革命的关键是：总统自动下台。我在宪法范围内辞职了。我当时对年轻人们说：你们现在可以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了。这就是整个革命。

　　《国际先驱导报》：您是否有所遗憾，是否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谢瓦尔德纳泽：这些年轻人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培训，这里有绍罗什基金会，它在格鲁吉亚花费了很多钱，包括购买武器。但这个事实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巴库做的就很好，枪一开，一切立刻结束。我没有这样做。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指责您的家人贪污受贿。

　　谢瓦尔德纳泽：家庭成员可以排除。我妻子卧病在床，女儿在电视台工作，儿子在教科文组织工作。至于远亲，我无法监控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只对自己的家人负责。

　　“我不会再当总统了”

　　《国际先驱导报》：您将来有何打算？

　　谢瓦尔德纳泽：我不会再当总统了。我将远离政治。我的任务是撰写我的回忆录。我在国际舞台奔波了20年，有很多东西可写，许多东西是国际社会所不知道的。我还想建立一个国际研究中心。

　　《国际先驱导报》：在您的回忆录中，您作为苏联外长对改善中苏关系所做的贡献将占什么位置？

　　谢瓦尔德纳泽：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确实做过这项工作。你们记得，中苏之间曾经出现过一些困难，边境甚至出现过紧张局面和军事行动。后来中苏领导人决定改善两国关系，解决了边界问题。

　　所有问题都协商好了，只剩下一个小岛问题。我见过邓小平，我两次拜访过他。他当时在上海。我们商定，所有问题应由我们来解决。双方做出了根本改善两国关系的决定，并决定戈尔巴乔夫必须飞往中国。我与他同行，一切准备就绪——条约、协定，随后在北京签了字。

　　《国际先驱导报》：记得您当时说过，要确定苏中领导人会见的准确时间，两国应当做出让步，但最终您与中国同行还是找到了共同语言，不过无人做出让步。您当时说，详情您将在自己以后撰写的书中披露。在您正在撰写的这本回忆录中，您准备谈到此事吗？现在您能否透露一些内容？

　　谢瓦尔德纳泽：我现在不能说。请允许我将这段历史留给写书用。

　　《国际先驱导报》：您访问过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谢瓦尔德纳泽：我多次访问中国，当外长时访问过3次，我回到格鲁吉亚后，曾率领政府代表团去过中国，后来又到中国访问过7天，到过北京、上海等省市。中国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我当时确信，中国将飞速向好的方向转变，中国最终解决了她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中国的会见令人吃惊地友好，我会见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总书记，这些会见都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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