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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终身大使谈访华和见到毛主席的难忘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9日15:55 新华网

  中法建交之初就到过中国、见过毛泽东主席的法国人本来就不多;整整40年过去了,有过那样经历的更是寥寥无几,克里斯蒂安·多马勒便是其中一位。这位被法国政府授予“终身大使”荣誉称号的人,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在老一辈外交官的眼中,他是中法关系发展的一位见证人。

  记者两次采访,多马勒都欣然赴约。在巴黎16区多马勒钟爱的一家中餐馆,记者见到
了这位已86岁的老人。1970年,多马勒随贝当古访华,那时他是法国外交部负责双边经济事务的官员。没有想到,老人为了这次采访,特意带来了他保存的当年中国行日记。他一边翻着厚厚的日记,一边对记者娓娓谈起他的几次中国之行,他说这是他外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采访结束时,多马勒邀请记者去他家里看历史照片,并递给记者一叠稿纸,那是他以中国、毛泽东、法中友谊为主题写的诗。他说:“我不以诗人自居,但我常有诗兴。”多马勒从戴高乐率先承认中国,到胡锦涛近日访问法国,满怀激情地讲起他对历史的见证和对今后中法关系的祝愿。

  首次访问中国:高兴

  1970年,中法建交已六年,因种种原因,两国交流并不多。7月7日,法国政府派出第一个部级代表团访华,多马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记者问,得知自己将要出访中国,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多马勒像小孩一样拍了拍桌子:“高兴!”他父亲也是外交官,他自己在中东长大,在欧洲许多大城市受过教育,进入外交领域后去过很多国家,但他始终心仪东方,最向往的是中国。52岁的时候终于有机会踏上那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第一次中国之旅历时16天,多马勒每天写日记,详细记录行程与观感。故宫、十三陵当然让他震撼,但他更在意的是那里的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真实细节:抵达北京机场,他看到人人举着“小红书”热烈欢迎法国朋友;在农村,精耕细作的良田让他感叹勤劳是中国人“永恒的元素”;应邀观赏“革命芭蕾”,他似懂非懂;在延安,他叹服毛泽东的威信、共产党军队的团结……每一天都新奇,都引发思考,多马勒在日记中最后写道:“对任何成见都应该打个问号。更重要的是收集见闻、捕捉印象、记录我的激情。” 1973年、1978年和1988年,多马勒又到中国三次,去过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城市。每次旅行都有看不完的东西、讲不完的故事。他打开珍贵的影集,指着泛黄的历史照片,一张张给记者解释当时的情形,说到开心之处他就哈哈大笑。年岁不饶人,记忆模糊处他又陷入沉思,有些细节他实在想不起来,最后干脆把打印成册的一大厚本日记递给记者:“你们拿去吧!要故事,都在这里面。”

  最爱谈的人:毛泽东

  回顾1970年和1973年两次访华,多马勒最爱谈的是毛泽东,他说:“有幸见到伟人真容,这是我外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事。”1970年7月13日下午5点,法国政府部级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会谈进行了1小时45分钟,多马勒负责记录。他回忆说:“毛泽东高大魁梧,因年龄关系略微发胖。他的衣服很漂亮,是西方人以他名字命名的那种式样,裁剪得体,灰蓝色。他双目炯炯,面带微笑,自信又谦逊的神态让人联想到亚洲文化中的圣者形象。会谈过程中,毛泽东精神状态不错,只有声音暴露出他确已是位老人,但是没有护士在他身旁,只有雪茄不离手。” 多马勒说,一谈起“问题”,毛泽东就显得高瞻远瞩,只纵论形势,不谈细节,偶尔涉及具体事件,他也是“辩证地看问题”,始终站在理论的高度。谈话主题看似随意,线索却完全“抓在”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说,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不会让人民往战争的火坑里跳。最让多马勒惊讶的是,当谈话突然转到“上帝”时,毛泽东所说的话显示出他对基督教有惊人的了解和把握。

  毛泽东在会谈中15次提到戴高乐的名字,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多马勒说:“如果对法国人而言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形象,那对中国人而言戴高乐就是法国的形象。”

  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访华,多马勒再次见到毛泽东。他注意到,与三年前相比,毛泽东显出了明显的老态,但是精神依旧很好。毛泽东会见蓬皮杜不是在人民大会堂,而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内容完全保密,多马勒非常遗憾不能在场。他引用知情人透露的信息说,毛泽东以一贯高屋建瓴的风格与蓬皮杜谈话。毛泽东还告诉蓬皮杜,他读了戴高乐的回忆录,特别提到戴高乐在其中写到中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

  他说,撇开所有时局的因素,法国承认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始终不容忽视地存在着;而对很多法国人来说,中国不可忽视地存在着,当年部分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让中国再次拥有了独立、尊严和骄傲”。

  中法关系前景:很好

  多马勒在访华日记和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频频提及戴高乐。但他不用“戴高乐”这三个字,他的称呼是“将军”或“领袖”,简直不亚于偶像崇拜。他说,拿破仑在法国也算得上彪炳史册,但惟有戴高乐是无可挑剔的领导人。他特别欣赏戴高乐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对世界局势的准确把握、对法国语言准确又巧妙的运用。他多次重复,戴高乐之于法国,不亚于毛泽东之于中国。当记者问他心目中谁是战后法国最好的外交官,他一抬眉毛:“将军。当然是将军。” 多马勒说,戴高乐1959年1月当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以他独立自主的外交风格,与中国建交的想法应该是早在1963年行动之前就有了。法国议会在60年代初就成立了亚洲小组,专门研究与亚洲国家关系。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国内的社会问题,戴高乐腾不出精力集中处理与中国建交的问题。直到1963年10月,前总理、法学教授埃德加·富尔才受戴高乐之托,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作半官方试探会谈。

  富尔偕夫人旅游亚洲,先到柬埔寨,由金边到香港后,于1963年10月22日飞抵北京机场,在中国停留15天,与周恩来、陈毅会谈六次,并秘密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几轮谈判之后,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多马勒说,法国率先承认中国是出于冷战时期国际斗争的需要,此言固然有理,但根本原因是戴高乐将军深谋远虑、对未来有准确的把握。他说:“一个大国、几亿人口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承认它,而承认一个小小海岛,这太荒谬了。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绝不可能这样做。即便是戴高乐的前任们,给他们更多一点时间,他们也一定会承认北京政府。” 法中建交之后,国内国际形势也颇为复杂,戴高乐访华夙愿难偿,毛泽东和戴高乐这两位伟人不曾会晤,给这世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在谈到两国关系的发展时,多马勒似乎恢复了外交官身份。他郑重地说,法中两国都主张尊重各国的现实,都不喜欢国际舞台上有强权发号施令,法中关系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是很好的。

  多马勒已退休多年,但身体还很硬朗,独自一人生活,每天游泳、做操、读书、思考、写诗。他一直关注政治、外交和文化问题。他把自己最爱的中国哲理名言整理成册,把自己赞美中国、法中友谊和毛泽东的诗篇送给记者,他说:“对我来说,‘中国’这两个字,就意味着激情。”(记者 梁贵和 刘芳)(来源: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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