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经营报》1月27日发表秘鲁前总统、阿普拉党领导人阿兰·加西亚20年后重访中国的观感：中国是拉美的榜样。文章说：

　　1984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首先是农业。邓小平提出了巨大转折的方案，要结束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原则中加入多劳多得的准则。邓还强调，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它的功能首先在于发展生产力和增加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国力。20年后，这里成了另一个中国。从北京和上海街头林立的新楼(仅在上海，10年内建造了30层以上的摩天大楼就有2600多栋)，直至拥有千百万高科技员工的49个由外国人投资的工业规模宏大的特区景观。此外还有，体现中国人消费能力增长的是，中国目前有2.6亿部手机，每年生产的几百万辆汽车大部分供应国内市场，还有科技发达的高等院校。中国领导人不仅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工厂，而且也希望尽快使中国成为向世界提供数码与生物科技新产品的国家。

　　2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产值提高了3倍。尽管它仍然存在4亿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而同时已有9亿人口进入了类似秘鲁C甚至B经济阶层的消费群体。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秘鲁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今天则刚刚够2倍。人们不禁要问，中国领导阶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怎样达到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的社会与生产发展程度的。

　　这一现象与当年伟大的政治家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29年全球大萧条影响美国经济后，罗斯福推行革命性政策，重建美国经济并推动了此后30年全球经济的上扬。比这两个进程之间的相似更进一步的，是要对中国之所以成功的理由进行思考。其一，中国领导人于25年前勇敢地抛弃了落后的思想意识。其二，面对世界信息技术的崛起，邓小平具有巨大的理解能力。其三，中国已经运用智慧和效率，将“高效政体”与“自由市场”成功进行组合。其四，由国家实施的对外资本的开放，是运用智慧进行谈判的。资本进来后是建立新的工厂而增加千万个就业机会，与国家组合成混合型企业，并与国家的其他企业进行接轨。(来源：新华网－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