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旧的一页已经翻过，新的篇章开始书写。2004年，当我们远隔四分之一世纪遥首回望之时，不禁感到逝者如斯、来日可追。

　　25年的时间是历史的刹那，许多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深切感到：中美关系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众多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更让我们得以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实则是需要殚精竭虑培育的。

　　2004，中美建交25周年，在这个历史性的年份伊始，在这个“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时代，探求中美关系四分之一世纪的脉络，实则是在探求两个大国博弈的脉络。

　　2004年1月1日和29日，分别是中美建交25周年和邓小平访美25周年。在这25年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轨迹？

　　告别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至今仍清楚得记得那些数字。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他是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

　　作为当时外交部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处长，他要负责新中国首位访美领导人的礼宾日程安排。职业习惯使他对数字有着特有的敏感：

　　“在不到八天的访问中，小平同志参加会见、会谈、宴会、酒会、招待会、工作早餐和午餐、文艺晚会、马技表演、参观游览活动共达76次，平均每天有10场活动。美方共举行宴会、酒会、招待会达19次，加上我方招待会共20次。这次访问中我方共发表正式讲话27次，其中小平同志亲自讲话22次，平均每天正式讲话3次多。会见记者和举行记者招待会共8次之多。活动之频繁是过去我领导人出访中少见的。”

　　至今提起邓小平充沛的工作精力，唐龙彬大使仍钦佩不已。

　　其实，这种充沛和当时美国人的热络是成正比的。

　　唐大使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重温当时的气氛：

　　当时代表团每到一地，沿途街道均张灯结彩，路灯杆上挂上两国国旗，高楼大厦吊下热烈欢迎小平同志的横幅；天空上升起不少写有欢迎中国贵宾、欢迎邓小平的大气球；在西雅图市，波音飞机公司还专门安排一架飞机挂上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热烈欢迎邓小平”，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

　　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全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九十名议员汇集在一起，这是过去很少有的现象。

　　亚特兰大城的商会举行的午宴参加者竟达1500人，座无虚席。据说，另有1000人报名，因座位有限未能如愿。

　　在乔治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美南部17个州的州长为了要与小平同志见面均赶来参加。

　　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小平同志和夫人在我驻美联络处举行了答谢招待会，参加的客人之多大大超出预料，把联络处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宾们根本顾不上品尝我联络处高级厨师精心细作的中国美味食品，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与小平同志握手、碰杯并留影。为小平同志作翻译的、瘦小的费斐女士由于挤不上讲台，只好由美方两名膀大腰圆的保安人员把她举上台去。

　　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台大量报道了访问的盛况，电视台每半小时就有一次电视新闻，据估计，有上亿的美国人看了小平同志访美电视新闻。

　　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美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米德伟说：“普通美国人当时都觉得邓小平是个cuddlycommunist，cuddly这个词通常是形容可爱的绒毛玩具熊，特别惹人喜爱，谁见了都想拥抱一下，不带任何威胁，这就打破了美国人以往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唐龙彬大使印证：（当时）小平同志的豪爽、风度、魅力风靡美国。

　　美国《时代》周刊也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邓小平被该刊评为当年年度封面人物。当期封面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访华时，《时代》周刊将一个站在长城上喝可口可乐，高兴的中国年轻人的形象刊登在封面上，标题为“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会看到什么？”中美关系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牛军认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了25年来的最高峰。

　　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不久前在得州农工大学美中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那是乒乓外交的时代。那是把大熊猫作为使者的时代。那个时代慢慢地把美国和中国拉近了。但真正使我们开始合作的，是我们两国都对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帝国，所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我们对苏联抱有的深深疑虑。事实是，那时的美中关系不可能是广泛的，也不可能是深入的，因为我们有着产生分歧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闭关自守。但我们开始向前推进。我们对苏联的担忧把我们连在一起。让我们把时间迅速带到1989年……中国开始进行重大经济改革，正在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它开始越来越对外开放。但随后，我们两国关系的首要战略前提突然消失了。民主变革遍及东欧和中欧，苏联帝国解体了，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本来要永久存在的政权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就崩溃了。”

　　作为在中美建交前后和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驻美国的中国记者，钱文荣对于“首要战略前提”的“突然消失”有着切身的感受：“我记得80年代初曾随访问美国的中国空间技术代表团和中国核能技术代表团采访，当时代表团很多都是像王淦昌（1907～1998，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这样的高级专家，但美方允许他们参观很多空间和核技术有关的设施。作为记者，我也有幸参观了这些很机密的地方。

　　1989年以后，中国记者想要去这样的地方采访，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允许你参观一些卫星发射，也只是给你看表面的东西，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除了最机密的东西什么都给你看。”

　　1989年之后，美国制裁中国、“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对台大宗军售、“人权议案”……在激情燃烧之后、在其后发生了一系列冲撞之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7月份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断定中美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好阶段；而在随后于9月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鲍威尔进一步强调：美中关系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好时期。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论断表示怀疑：学者牛军直接指出，中美军事合作至今没有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中国外交界对此提法反应审慎，钱其琛回应：“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曾经历“炸馆”等中美关系严峻时刻的前驻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近日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看待中美关系和看待其他许许多多人们日常碰到的问题一样，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也许是两个“巅峰”最大的不同。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人们常说，认清彼此的共同利益，是中美合作的关键前提。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访华就是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在他离开中国前最后一刻——2月27日凌晨4点签署的《上海公报》将中美的共同利益明确写了进去。正如基辛格指出，《上海公报》为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强调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后来的中美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共同对抗苏联是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学者牛军认为：“中美关系建立在对共同利益认识的基础上，如果有一方判断失误，两国关系就无法正常延续。”

　　尼克松成功访华并没有马上坚定美国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意志，相反倒让美国“三心二意”起来。自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后，美国就展开了对苏联的“缓和战略”。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借助中国，压苏联在军控和地区问题上让步，以便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协议，使美国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指出的，美国是“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

　　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就一直积极斡旋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再到北京时，开始高调谈论台湾问题。1973年，美国得以从越南战场抽身。美国学者乔纳森·波拉克认为，当时基辛格的想法是：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以外别无选择。

　　基辛格甚至在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判断，美国可以“既有茅台，也有伏特加”。

　　对于接替当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周恩来走上对美外交前台的邓小平来说，虽然那是一个很注重“原则性下之灵活性外交”的年代，在台湾问题上却只有原则性可言。

　　据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1977年8月卡特派了国务卿万斯访华，想在台湾问题上探探中方的底。小平同志接见万斯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

　　带着“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掌握平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语——注）考量的万斯在访华之后，又接着去了苏联谈战略导弹问题，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苏联当时是咄咄逼人的，卡特感到有些走投无路了。1978年5月，他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决定要尽快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中美开始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建交谈判。”

　　会见布热津斯基时，邓小平特意谈到自己是军人出身。

　　“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布热津斯基回应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仅谈国际形势，不仅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进行更加积极的会谈。”就这样，双方高层谈判代表进入了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具实质意义的7个月，最终解决了7年（1972～1979）悬而未决的建交问题。

　　在25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美国对战略利益因素的考量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值得回味的，因为它在后来的中美关系中还不断扮演着“造物能人”的角色。

　　基辛格后来差点又“独自重演”了一遍历史——据钱其琛在最近出版的《外交十记》一书中披露，在中美关系1989年急转直下、老布什总统准备向中国派遣秘密特使重新化解中美关系时，曾考虑让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后来因为担心树大招风，改由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首发破冰。斯考克罗夫特在1989年7月和12月的两次出访为中美关系重新打开局面提供了基础，但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美方的步伐突然放缓。“美国在看到东欧巨变后，大概不知中国能否抗得住此番风浪，因此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1990年夏季海湾危机爆发，美方的步伐又突然加快，“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必须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直到这是，时任国务卿的贝克才肯“提着篮子”来到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由此打破。

　　学者牛军认为，即使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功利色彩依然很明显：小布什政府的班底大多是1992年下台的那一批人，带有很强的冷战思维，上台依始，他们抱着1992年的观念看待中国。“9·11”显然对这种观念具有修正作用，帮助美国人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积极意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观止）（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