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很幸运”

　　穆罕默德·萨法兹·可汗迈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山体内地道的泥泞小径，进入地道后就一头消失了。这位61岁的克什米尔居民，在这一片凝重的黑暗中仍然脚步稳健，他凭着长年磨练所带来的自信，在掩蔽所里摸索着路线。在摸进里面的掩体后，他拉了条毯子披在肩上，然后从一扇小小的窗户朝外窥视。从1989年以来，他一直就在这里看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成千上万发炮弹，在天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倾泻在下面的山谷里。“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谈到14年间能在巴军呼啸而来的炮火中存活下来的经历，他这样说，“我们的庄稼毁了，因为我们不敢出门，山羊和牛群也在挨饿，但没有人死于非命。”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还击炮火，常常尖叫着飞过他的头顶，在陡峭的山谷上空降落，直扑1公里外的巴基斯坦一侧，但这也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意。“我的大部分家人都生活在那里。我只是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深深地躲藏起来。”

　　骨肉亲人阴阳两隔

　　和成千上万的克什米尔人一样，可汗发现自己恰恰就处在二战后亚洲这场最残酷冲突的火线上；1949年，联合国在克什米尔画出一道控制线，将喜马拉雅山地的这一有争议地区，分成了印控和巴控两部分。由于控制线也穿过了可汗所在的乌努萨村庄附近，除了直系亲属外，他与其他的亲人都被活生生分开。这场分隔在1989年更为恶化了；那一年，在印度这一个邦里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不满于印度当局的高压政策，在山谷东面的草原地带掀起了一场暴乱。印度用铁拳镇压了暴乱，并往边境增派数十万军队；巴基斯坦先是输送钱财资助印度分离势力，后来又资助一帮帮声称要为巴夺取全部克什米尔的圣战者。

　　对于可汗来说，他从8岁起就没见过在巴基斯坦一侧的亲人们，也没有和他们交谈过。印巴从2003年11月起先后停火，并宣布将在2004月2月重开和谈，这让他又做起了破镜重圆的梦。“这应当是一个新的起点，”可汗说，“我的家人将再次团圆，我们的山谷里将重现生机。”

　　除了几个农夫，印军不让外人进入这个村庄，在这种与世隔绝中，他不知道他的亲人们在一年前就已离开克什米尔；《时代》记者在采访中曾追踪过他们。在他们位于巴基斯坦东北部拉瓦尔品第市的新家里，《时代》记者发现他们搬家的原因，如同可汗所能想象的一样凄惨。

　　可汗21岁的侄子贾法尔说，他的父亲无法忍受分离带来的痛苦，数年前心碎而死。然后在去年，印度人的炮击打死了一位表兄弟，炸坏了他们的门窗，让他们所在的查科蒂村成了一片遍体鳞伤的废墟，村里的每一堵墙壁都遭受过机关枪的扫射，地面上覆盖着榴霰弹碎片，他们最终放弃了在河谷里的家。

　　贾法尔说，他希望父亲在死后得到安宁。“我们将父亲埋葬在边境附近，”他说，“这样，从他的家园吹过来的风，能吹到他的墓穴上方。”

　　双方的和解姿态

　　在成千上万个像可汗这样的家庭里，这种持久的苦闷、怀疑和仇恨，只会冲淡印巴和谈所激发的一点点乐观情绪。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都表现出了和解的姿态，双方又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印度不再坚称在任何形式的谈判开始前，所有来自巴境内的圣战渗透均须中止。而巴方宣布它的领土将不再成为恐怖分子的基地。在有些人看来，现在的征兆是空前地美好。“在这两个国家内，你都找不到比现在更有利的内部政治形势了，”伊斯兰堡“真纳大学”（Quaid-I-AzamUniversity）“国防与战略研究系”的里法亚特·侯赛因说，“瓦杰帕伊看来风头正劲，而我们国内对于穆沙拉夫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

　　现实与潜在的障碍

　　但印巴的和谈史，只不过是两国间外交失败的编年史，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尤其如此。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都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投下了赌注，而情绪经常逼迫理智让位。在印度国内，瓦杰帕伊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最近的邦政权选举中获胜，势头正在高涨，但他可能还要降服党内的强硬派，他们将和谈视为对巴基斯坦的让步。而在巴国内，精英阶层支持穆沙拉夫的举动，但他要向好战分子、下级军官和普通的克什米尔人推销这一套，就要艰难得多。“我们应当记住，有两三代的巴基斯坦人早就被教导说，克什米尔天生就是属于他们的”，在伊斯兰堡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要克服这一点是困难的。”

　　还有其它一切迹象表明，前途可能还有潜在的麻烦。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前总理萨达尔·可汗担心：克什米尔人被印巴双方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和谈之外，这削弱了谈判的合法性。“他们都同意克什米尔是核心问题，”他说，“但他们没有提及克什米尔人在任何决定中的中心地位。”而对于穆沙拉夫寻求和平的动机，人们也存有疑问。一位观察人士说，尽管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与印度和解的问题，但他放弃对克什米尔好战势力支持的决定，是因为他在去年12月25日险遭不测——这是两周之内的第二次，而坚定起来的；这两次袭击显然都是由巴基斯坦发起、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设立的训练营的“毕业生”们发动的。“真纳大学”的侯赛因指出：“穆沙拉夫曾说，‘看啊，这些家伙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我，我因而不得不放弃寻求与印度关系正常化带来的一切利益，我们还是先来对付他们吧’。”

　　“圣战是我们的义务”

　　尽管有些好战分子因为没有了政府的保护，开始在巴属克什米尔的市场上抛售他们的AK－47冲锋枪和野战车，但其他一些像曾渗入过印度境内的阿布·哈利德这样的沙场老手，发誓要继续战斗。“圣战是我们的义务，”他说，“谁也拦不住我们，连穆沙拉夫也不行。如果穆沙拉夫切断了我们的粮食，我们也不会饿死的。真主会从别处为我们安排好的。”

　　据估计，有1500－2000名武装分子，仍然随时准备要向实际控制线印度一侧，展开游击行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冲突控制学会”的阿贾·萨赫尼认为，穆沙拉夫发誓要结束对好战分子的支持，实际上会激起暴力浪潮的高涨，在春季冰雪融化时尤其如此。“如果他们（圣战者）现在不作出反应，”他说，“那圣战就完了。”

　　告别鲜血和磨难？

　　但在阻碍克什米尔和平进程的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无论它是在新德里还是伊斯兰堡形成的决定，最关键的问题也许在于：这片浸透了鲜血和磨难的土地，能否从过去挪开半步。从1989年以来，有3.5万（印方提供数据）到7万人（巴方提供数据）死于暴力中，大部分就死在克什米尔河谷里。克什米尔的温和人士们警告说，过去几年来，曾经由温和的苏菲派主导的河谷地带，见证了信奉强硬路线的瓦哈比教派势力的扩张；恐怖大亨拉登就属于瓦哈比教派。

　　38岁的亚辛·马里克曾是好战组织的一名指挥官，现在正在为和平和独立而努力，他警告说，克什米尔最新一代的武装分子，可能无论怎样都不会放下武器。马里克说，这些年轻的反叛分子并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战斗，而是为了报复“父亲或兄弟遇害，或者姐妹遭群奸。要让这些人停手，难度会大得多”。

　　和平来得太晚了

　　尽管马里克坚称，如果“满足他们渴望”的公正的和平能够到来，所有克什米尔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愈合药”，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和平来得太晚了。莫格里·沙克是一个大家庭的女家长，他们恰恰住在斯利那加（Srinagar）北面；这个家庭里有不下10个寡妇和24个孤儿。从1995年印军士兵开枪打死武装分子、沙克17岁的侄子阿里以来，该家庭有17名男子死于印军与分离势力的报复与反攻中。在1997年的一次冲突中，一群不明身份的枪手，在半夜将家中的7名男子带走，然后将其在附近的田野上处决。今天，在这个有40名人口的家庭中，只剩下一名成年男子。在问到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和谈时，沙克号啕大哭说：“我还有什么要关心的？我从这里面看不到一丁点什么。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这（和谈）还可能为我带来什么好处呢？让克什米尔化为焦土吧。”

　　年华流逝空劳嗟叹

　　凝视着杰卢姆河（Jhelumriver）的碧水流入下游的巴基斯坦，乌鲁萨村村民可汗说他的愤怒在很久以前就耗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年华流逝而空劳嗟叹的日益衰老的感觉，在他想象里，这些年似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我整个这一生中，”他说，“我都在想：‘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生来就要目睹这样的悲剧呢？’”。可汗现在担心，如果和平真的到来了，他还能不能适应那种更为广泛的生活。他能和那些从未谋面的亲人们相逢吗？如果附近从斯利那加到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的公路重新开放，他能应对乌鲁萨即将受到冲击的生活吗？他能高枕而眠，或者静听窗外的风声，而不用担心是印军在踹他的门吗？“我开始自由地呼吸，压力也开始减轻，”可汗倾诉说，“但突然间我又想，‘不要奢望太多，我们也走到过这一步，但后来又重开战火’。”欧阳立波　编译自1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