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条条”地打工沉甸甸的顾虑

　　新华社2月5日播发“新华视点”稿件《“周岱兰现象”折射民工社保困境》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在为这位摔成重伤陷入无钱医治困境的安徽保姆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在反思这个现实：在社会保障“赤条条”的境况下，外来务工人员小心翼翼地朝着小康致富的梦想挪动，半点闪失和意外，就会让他们前功尽弃！

　　周岱兰现象并非特例，事实上，像周岱兰这样没有享受甚至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外来务工者，在城市里比比皆是。在一家私营服装加工厂工作的安徽民工张成（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十四小时工作制

　　春节前夕，张成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期。他和80多位工友每天从早上8时干到晚上11时，除去中午吃饭的半个小时和上厕所的时间，每天劳动时间大约为14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从睁眼干到闭眼。工人们在车间里缝布料、钉扣子、熨成衣，在岗位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张成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一天八小时、一周工作五天的概念。“全上海的服装企业都这样，春节前有大量订单，一定要加班加点完成。”在上海打工十年的张成说。张成在上海南汇、松江、宝山等地的服装企业都打过工，每年春节前都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是在平时，“只要”工作到晚上9时即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放假”。

　　在旁人看来，张成的工作很辛苦，但他感到十分满足。作为熟练工人，他在工作之余还负责一些管理工作，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今天的“地位”和工资，他很珍惜。张成说：“安徽在上海打工的有几十万人，能拿到我这份工资的不算多。”

　　不敢奢望的医疗保险

　　上海市已在2002年9月1日颁布《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为外来务工者办理综合保险，缴纳保险费，务工者可享受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对于这份文件，张成浑然不知，没有人告诉他们能够享有社会保障，也没有人帮助他们去办理保险。

　　张成的胃不好，有一次去附近的社区医院看医生，听说专家门诊好，就挂了专家号，交了80元“专家挂号费”。医生要他做胃镜，收了250元；又说他应该用“碳14呼吸器”测试幽门杆菌，“就吸了两口气”，收了他100多元钱。看完病，医生给他开处方单，张成怕贵不敢在医院药房拿药，到外面药房买。药房买不到处方药，就估摸着买了药效类似的便宜药。

　　张成告诉记者：“不敢去医院看病了，不管什么病，至少都要一两百元。我们打工的收入本来就少，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都是自己掏钱。”

　　打工者怕生病，可是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偏偏容易滋生疾病。张成的“家”就在生产车间隔壁，一间废弃的车间被纤维板隔成若干大约十平方米的小间，每个小间住一对夫妇。“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四面透风。工厂旁边还有两栋筒子楼，是给附近几家服装加工厂单身工人居住的，每个房间里都住着十来个人。

　　大院里生活着三四百名打工者，他们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十米之外闻得到臭味，厕所里污秽物堆积如山。厕所周围、楼房顶部和院落的角落里堆满了生活垃圾，塑料袋随风起舞，污水横流。大院隔壁是一条发黑的臭水沟，夏天里气味四溢。工人们的食堂昏暗狭窄，墙壁和桌椅被炊烟熏得发黑。

　　“工会”不帮工人讲话

　　张成曾在上海松江区一家服装加工厂工作，他还担任了工会的文体委员。2000年春节前，张成和众多外地工人与工厂的合同期满，他们与工厂达成口头协议：春节后工人们不找新的工厂，工厂也保证给他们新的合同。但是，当他们春节后返沪时，工厂拒绝与他们签约，原因是松江区有关方面要求解决本地人口的就业问题。找工会，工会不搭理；几名女工到松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反映情况，未果。作为工会干部的张成，连自己的权益也无法保障。

　　张成现在工作的服装厂至今没有工会组织。不仅这一家，附近几家服装厂没有一家成立工会的。工人们也从来没有听说当地政府和街道有帮助企业成立工会的打算。张成失望地说：“别说没有工会，有也不行，他们不帮工人讲话。”

　　因为缺乏有效的工会组织，外地工人维护权益显得尤其困难，随时可能被解雇，随时可能被拖欠工资。张成说，许多服装加工企业按季度支付工资，甚至半年才支付一次工资。这样，工人即使干得很辛苦，也不敢轻易言退。六个月哪怕已经做了五个月，如果中途走人，一分钱也拿不到。就算做满半年，也不一定能拿到全部工资。另外，不少企业在招工时收取报名费、押金。张成说：“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套牢’工人。”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要求“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周岱兰、张成等人都热切盼望着：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庇护下，千千万万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地走向致富之路。新华社记者杨金志肖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