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亚洲的又一考验

　　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 庄礼伟

　　一个泰国小孩把一只鸡当作宠物，整天架在肩膀上。2004年1月26日，这个小孩死于高致命性禽流感。截至2月6日，泰国和越南共有18人死于这一瘟疫。2003年是SARS，2004年是禽流感，2005年会是什么？死神似乎是在随意地翻着扑克牌。而“扑杀”这个羽毛球前场动作也势必成为2004年度的流行词汇，刚刚扑杀了果子狸，又大举扑杀鸡鸭鹅，前些年牛和猪都曾被人类列为扑杀对象，明天我们将扑杀什么？我们还将面临何种新的动物敌人和疑似动物敌人？真的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对于生命，人类的总体态度是严肃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十诫中有“不许杀人”，佛教的五戒更进一步，有“不杀生”，那便是连蝼蚁、飞蛾都不能杀了。不过到如今人类立法杀了要治罪的只剩下了人和珍稀野生动物，其余的生物只要有利于人类的口腹之欲、有利于人类的身心愉快、有利于人类的生命安全，可以任由人类处置。特别是当人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对某种动物格杀勿论也是有道理的。所谓“扑杀”，其实就是闷棍、水浸和活埋，宰杀是不行的，因为怕经殷红的血染上禽流感。如果不是因为SARS和禽流感，人类可以把同属哺乳动物的果子狸当作家养宠物，把好斗的公鸡培养成体育明星。但是，一夜之间，都改变了。

　　现在的晚上，地球上有数以亿计的人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在他们的梦中，有汽锅鸡、叫花鸡、盐鸡、手撕鸡、三杯鸡、白切鸡、豉油鸡、肯德鸡、苹果烤鸡、鸡肉汉堡、鸡肉炖……然而，短短时间内，亚洲国家大概埋掉了6000万只鸡，大批无辜的鸡被成建制地消灭掉了。其实，这段时间东南亚国家的高官们都在当众表演如何吃鸡；经过高温烹调，吃鸡是安全的。然而，还是要对饿着肚子上床的穷兄弟们说声对不起，疫区3公里内的鸡必须扑杀，为了对同胞、对全人类负责，必须这么做。

　　严肃而又无奈的亚洲抗击禽流感之战。

　　这严肃、这无奈，都缘于一个理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事，人始终是第一位的。

　　亚洲人的病与痛

　　鸡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如果不是禽流感，我们多半不知道居然有这么多人以“鸡”为生，而“涉鸡行业”的从业人员除了鸡场老板、鸡场雇工，还有饲料生产者、激素生产者、动物医生、运输业者、冷藏业者、加工业者、零售业者、餐饮业者，包括那些在街头寒风中卖烧烤鸡翅的城市贫民。

　　随着对家禽的大面积扑杀和对禽类食物的恐惧与歧视，亚洲一些疫区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由于许多国家禁止进口泰国禽类产品，使200多万户鸡农生计顿陷窘境；起初，由于得不到灭鸡的补偿，一些鸡农就把病鸡运到异地销售，以至于泰国很快成为禽流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在泰国全面扑杀疫区鸡只后，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失业，并连累他们的子女辍学。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出于国家经济不富裕的考虑，一直迟疑着没有杀鸡，直到由于疫情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双重压力加大，才开始大规模杀鸡；受禽流感连累，印度尼西亚有125万人失业，他们无可避免地将加入到贫困者群体中去。

　　传染病的肆虐是亚洲传统病痛的组成部分，而亚洲最深重的病痛是贫困和贫富鸿沟。贫困伤人、杀人，比传染病更甚。

　　全球贫困人口的50～60%集中在亚洲。在菲律宾，贫困人口有3000万，占总人口的40%。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超过6000万，接近总人口的1/3。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也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还一定记得，在SARS横行、人人自危的时候，小菜贩们仍然在拥挤、不卫生的菜市场挥汗卖菜，而富豪则包了整架飞机去洽谈生意。我们也一定会被很迟才被正式披露的河南艾滋病村所震惊，那里的农民靠卖血维持生计。我们也不断看到，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每天都有人因穷而健康受损，因健康受损而更穷。贫困就是在这样的链条中复制、升级、流行。

　　或许在SARS、禽流感面前人们真的是惊恐过度，媒体也渲染过度，而忘了在贫穷的地方，有更多的人死于脑膜炎、肺结核、霍乱、伤寒、痢疾和寄生虫病。

　　据2003年的一篇新华社电讯报道，云南沧源县勐来乡民良村卫生室是全乡的样板卫生室，但一支已经发黄的玻璃注射器已经用了3年，村医李岩保无奈地说：“我们也知道应该用一次性注射器，但一次性注射器1支要1角钱，村民掏不起，我们也贴不起，村民拖欠医药费总数已超过9000元。”新华社记者还写道：“在沧源、澜沧等贫困县，人均年收入只有700元，很多群众至今还住着茅草房，特别是楼下养畜、楼上住人、缺少公厕等情况十分普遍，人畜混居、饮水同源的状况极易造成疾病流行，使一些‘小病’成了大杀手。沧源县2002年5岁以下儿童因腹泻、肺炎等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41人，死亡率高达63.77‰。因缺乏营养，学生普遍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差和群众看不起病，沧源县农村约有80%的12岁以下儿童患有轻度贫血。”

　　另一篇2003年的新华社电讯则提到了山西一间破旧的窑洞里一名42岁的农民，他几年前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已经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了。“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实在熬不住了，才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但是“一天只吃得起一片”。

　　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中国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城市里“酷”一代的手机在不断更新，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众多的缺乏关注的弱势群体。特别地，按联合国根据全球平均标准划分的贫困线(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我们的贫困人口其实是相当庞大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2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253.42元，其中山西、安徽、河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4个省市自治区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2000元。按天计算的话，这些地区农民每天的平均收入不足6元。关于城市贫困人口，2003年3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指出他们约有30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10%。而北京市政府在“2000北京经济论坛”上公布，在北京，最富有的20%的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财富之比达11倍，而发达国家的相应比例一般在6～7倍。

　　贫困仍如当年“牛三斤”的现代贫民，和生活优裕的成功人士“严守一”们，秩序井然地生活在现代巨型城市的不同区域里和不同的交通工具里，不知道哪一天他们会撞车……

　　亚洲社会的溃疡

　　在亚洲，“牛三斤”与“严守一”悬殊的生存境况比比皆是。在亚洲拥有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摩天大楼以及世界最高的大楼之后，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牛三斤”们依然栖身于低矮的棚户区和阴暗的贫民窟。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报告，亚洲大约有6亿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贫民窟是一种新的或旧的传染病的典型出发地点，也是亚洲社会无法回避的溃疡。

　　1994年9月，印度苏拉特市爆发鼠疫。据说苏拉特市是印度最脏的城市──那就不知道有多脏了，因为其他的印度城市的脏乱已经让人震惊。笔者在一份旅行指南上看到：到印度旅行，须提防感染脑膜炎、霍乱、登革热、肝炎、流感、脑炎、疟疾……未加处理的阴沟水、工业用水与农田中流出的污水污染了印度的大多数河流，所有的水源都应被视为不可饮用的。资料显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约1200万人口中，贫民窟人口有326万。而号称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的孟买的贫民窟人数则达到585万；其他3大城市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的贫民窟人口也都达到了100万左右。

　　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写道：在孟买的摩天大楼之外的贫民窟，房子像蜂巢一样，地上仅一张床，房屋之间时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偶尔看见虚弱的老鼠们奋力爬上排水沟，潮湿的地方一片泥泞，垃圾堵塞的地方泛起浮油。在大街上，人们在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远处的摩天大楼在升腾的热气中愈发惨白。

　　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旅行，类似的情况也能看到。不过与印度有所不同，中国穷人区的老鼠似乎不那么因饥饿而虚弱，在出租屋村的执法力量──猫蜕变为养尊处优的权贵之后，老鼠们组成了阵容强盛的黑社会，屡屡攻击人类，并且传播疾病。

　　在高密度的“握手楼”中，穷人们甚至无法拥有晒到阳光的权利，而豪华住宅区的别墅中往往配有宽敞的阳光室。这显示出健康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不均衡。此外，购买“三无”劣质大米乃至毒米，住在粪水盈街的环境中几年了当局也没派人来处理，酷吏的盘剥让诚实的劳动者谋生更加困难，肮脏的河流让两岸的儿童连年累月腹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肌体上的病和痛。

　　当然，若说居住条件之差，在亚洲可能还无人能同菲律宾住在垃圾山上的穷人相比，这些垃圾山位于首都马尼拉近郊，巍峨宏大然而恶臭无比，在日光下常常发生自燃。有报道说山上住了30万人。在一个豪雨之夜，数百人被活埋在垃圾当中，包括在垃圾山上出生的一些儿童，他们诞生于斯又遽然夭折于斯，是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典型牺牲品。

　　亚洲人努力的方向

　　亚洲近年来已成为恶性传染病的肆虐之地。如果说疫病还有一点点好处，那就是让民众从公共卫生领域开始，意识到知情权的重要性。民众对于国家事务，应当拥有确实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每一个官员都应无条件接受人民监督，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

　　但是众所周知，当代亚洲社会仍有大量不透明的地方：招标有明标暗标，招生有前门后门，决策地点不是在公堂而是在酒楼包间和高尔夫球场，城市开发规划被房产巨鳄操纵，老百姓房屋被强行拆迁却不知超低的补偿费是怎么制定出来的。透明的和可问责的政府仍是一句口号。近年来亚洲国家涌现出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之外成为弱势民众的利益代言人。

　　确实，遭受贫困和病痛双重折磨的印度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孟加拉人、柬埔寨人……需要有他们的代言人，因禽流感而破产、失业的鸡农和工人们需要有他们的代言人。所有的弱势群体都逐渐在寻求有组织地抗争。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每一次疫病到来，我们都会结识一个国际组织：由于SARS我们结识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由于禽流感我们又新近结识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UN)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抗御人类的共同敌人是不分国界的，我们似乎感到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在协调抗击SARS过程中悄悄扩展了自己的权威，我们也似乎感觉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谈话具有某种不可违抗的权威性，这些现象都是积极的。

　　我们甚至也看到亚洲开发银行(ADB)也在思考它的新的职能，ADB向某个国家贷款，但ADB也和该国进行政治对话，并协助该国完善其法律体系，还提醒该国注意对环境的保护。

　　这些现象，正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新的政治文明因疫病而降临，疫病的全球化带来了先进理念的传播和实践，这个过程看似不完美，但是，让我们承认并迎接这个事实！

　　说到疫病所带来、所推动的先进理念，还真令人有连番轰炸、连绵不绝之感。

　　例如，在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改善和提升我们的生态文明。生态和谐、生态安全，都是指一种有节制的、可持续的、和平共处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退化的自然环境已经多次对国人进行了报复，产生了生态贫困、生态难民。亚洲开发银行在《2001年亚洲环境展望》中指出，土地退化是中国农村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该报告揭示了环境退化与人类贫困、人类疾病的内在联系。

　　显然，GDP崇拜也是生态文明的敌人。GDP崇拜导致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大肆开采和搜刮，鼓吹大量生产和消费，最后导致了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相关的后果包括传染病和新的怪病的广泛发生。注重财富积聚但漠视生命质量的GDP崇拜显然并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相反，它严重透支了未来世代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

　　又例如，疫病为我们带来了“动物健康”、“动物权利”这类理念。动物(包括家禽家畜)的健康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让家禽家畜拥有较宽敞、能通风的生活环境，让野生动物拥有它们的独立领地，最终都能增进人类的福利，都能为人类健康增加一份保证。

　　又例如人的健康权利。当人们为传染病而惊惶不安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早就作出提醒：非传染性的工伤、中毒、交通事故、癌症、心血管疾病、分娩并发症的受害者更多。在亚洲的众多血汗工厂里，工作的场所同时也是戕害健康、戕害肢体的场所。于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和呼吁：健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穷人难以拥有健康的权利。中国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提到了在北京谋生的一对河南夫妇，女方不慎怀孕后，因经济困难，他们不想要腹中的这个孩子，但是医院的人工流产费太贵了，于是这名妇女“就只好自己去干重活、搬砖把他累掉了。流了好多血，也没有啥可怕的”。然而面对如此本应该刻骨铭心的贫困，她却说：“在北京怎么都比在老家要强得多！”该报也提到在京务工的另一个家庭，因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等原因，4个孩子竟一起感冒，支出医药费1000多元。女主人说：为了省一点钱，孩子的爹就背着我们在外面饿着，结果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忽然晕了过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多少这样痛苦流产的良家女子？有多少这样饿晕过去的诚实男子汉？有多少这样在春节晚会上看不到的失血的脸？

　　除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可能为他们出的主意之外，笔者建议把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变更为慈善募捐音乐会，以慈善、博爱、关怀弱势群体为主题，使我们中国人的仁爱、互助精神，得到恢复与发扬，使充斥着低俗格调节目的“春晚”变成锤炼、反省、刷洗民族精神的新的节日仪式──就像犹太人过逾越节，把对于以往时光的内省，对于人间苦难的关注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们怎样才能激流勇进，团结共济，平衡而有节制？我们怎样不至于沉沦退化，不至于物欲横流，不至于沉溺在虚伪、沉默和自欺欺人？我们有太多过度热闹奢靡的节日，但没有一个真正用于冷静自省的节日。

　　希望多年后回首现在这段“逾越”疫病的日子，能够发现我们有一些了不起的改变，就是从现在肇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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