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自由贸易、更自由的资金流动、信息爆炸、竞争加剧，使得亚洲传统家族企业以往的“秘密”运行模式难以为继。于是一些家族企业转换观念，直面挑战。　直到今天，亚洲的大多数有公众参股的公司，仍然属于家族控制；而控制的方式常常可以归结为一种情感：家族实业就是属于该家族的事业。数十年来，这类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级职位的人事更替，都是由父辈向儿女们传递，而家族外的职业经理人与此无缘；公司的利润用来支持姐妹公司，而不是由股东们分享。

　　但如果你有机会和这些富豪家族的成员对话，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现在的情形再也不会和以往一样了。过去几年来，由于效率低下、因循守旧和裙带关系，他们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炮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意识到那些曾备受推崇和尊敬的“大班”（老板），是与“权贵（裙带）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而“官商勾结”式的封闭的“权贵资本主义”，将国民经济中的“肥肉”施予少数特权者，自然就是亚洲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亚洲投资者们失去了对社会经济管理者的信任，他们开始怀疑集约经济的实力；投资者要求财务“透明化”和财务数据的真实，要求公司在所有股民的利益基础上运作，而并非依照“家族“利益。“亚洲公司管治协会”秘书长杰米·艾伦说，“游戏规则已经变了”；该非赢利组织监控着亚洲企业经理人的行为。

　　尽管重重压力依然保持与日俱增的态势，但还是只有极少数的家族企业王国开始转换观念。“台湾地区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最大的手机服务运营商，该集团力推企业改制，其总经理张孝威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只有少数的领导能坦率而又迅速地直面这一挑战；其余的绝大多数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在随后的文章里，您将看到5家比较“前卫”企业的情况，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曾一度在亚洲地区享有盛誉的经营方法，已经不再奏效。这些显赫的家族，比如中国香港的李嘉诚集团、日本的森氏家族，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大同小异的得力举措：调整在中国大陆的扩张计划、抵御外来竞争、对抗本土竞争、应付内部变化等。

　　为此，他们甚至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把高层的管理职位委派给外来的非亲属人员。47岁的蔡典煜说：“公众认为在公司的职业管理队伍中，不应该有家族的成员”。蔡典煜家族控制着台湾第二大金融服务公司“富邦金控”。家族成员也开始意识到了：只有摆脱家族的束缚，自己才能成长、成熟。亚洲的家族企业精英们开始把这一新的认识应用到了现实的运营领域。　李氏家族　掌门人:李嘉诚　继位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话题，在李氏家族尤其敏感，因为李嘉诚拥有极高的声誉以及他作为商人的直觉可能是无法复制的。

　　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认为基因并非总是可以把帝国创始人创业的DNA遗传给他的儿孙们，先人的财富也就会被挥霍一空。这个有些离奇的告诫，一定沉重地压在香港大亨李嘉诚的心头。虽然他还没有表示过即将退休，但这个亚洲首富（总身价约78亿美元）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两个儿子中，到底谁会继承执掌家族的业务，包括地产巨鳄长江实业和涉及港口、零售和电信业的和记黄埔。这是李嘉诚以及他市值达74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在几年后无法回避的问题。

　　李嘉诚不仅有超人的商业直觉，而且被认为是亚洲最富前瞻思维和全球思维的商人。虽然他采取的是现代管理方法，但分析人士认为他不会从血脉之外选择他的继承人，不管这个人是如何合适。李嘉诚很有可能会把权杖传给大儿子李泽钜。李泽钜今年39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现任长江实业副董事长。

　　这个选择当然符合中国传统。李泽钜一直是孝顺的典范，他与父亲住在同一栋房屋，与妻子和三个女儿住一楼，父亲李嘉诚则住楼上。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他很少抛头露面接受采访），李泽钜不愿评述自己一定会继承父亲的衣钵，而只是极力强调他是如何爱自己传奇般的父亲。“我们是很好的工作搭档，”他说，“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几乎总是得出相似的结论。”他还补充说，他已经接过了公司日常运营的很多事务。在位于香港市区的长江实业的总部，李泽钜说他会在9楼被自己称为“发动机室”的办公室里与中层经理们辛勤工作，而他父亲则在富丽堂皇的第70楼上勾勒全局战略。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人们对这个显然的继承人知之甚少。“对他本人以及他所做的事情，人们不是太清楚。”JP摩根的一位分析师说。最大的忧虑是李泽钜可能缺少他父亲那种发现商业机会的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嘉诚在1999年卖掉Orange电信公司，获得150亿美元利润。）在香港，李嘉诚被称为“超人”。李泽钜则被当地市场观察人士称为“高深莫测”和“无可名状”，虽然他近来似乎从那个壳里面钻了出来。2003年11月，已加入加拿大籍的李泽钜，出价5亿美元希望控制加拿大航空公司，这是他在家族业务之外第一次“试水”，该笔交易在今年1月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批准。他在这家破产航空公司复兴过程中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声誉的兴衰。

　　而他的弟弟李泽楷，早在14年前就开始了“单飞”。他现年37岁，也不那么循规蹈矩，就住在维多利亚山附件的一处市内住宅里，那是一个富豪聚居的地方。李泽楷正好拥有李泽钜可能缺少的创业冲劲，但这也可能成为“祸根”。2000年，李泽楷用电讯盈科（当时还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超值股票，以28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香港最大的电话公司。但是，他想把这支沉寂的蓝筹股培育成世界最大的宽带互联网公司的宏伟计划，却因为高科技泡沫的破灭而流产。最糟糕的是，公司的股票在去年8月跌到只有顶峰时期的3%，声名鹊起的李泽楷也因此而受尽质疑。事实上，在热闹粤语电影《金鸡》里，破落妓女阿金看到李泽楷支支吾吾地做解释的时候，大叫道“趁你不记得要讲什么之前，闭上你的臭嘴！我的钱都亏在你的股票上了！把钱还给我，要不我就要报警了！”

　　虽然李泽楷仍然是盈科的董事长，但在去年7月已经把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交给了香港地铁的前CEO。盈科传奇的困境也没有破坏李泽楷进行收购的钟爱。去年，他又与美国投资基金公司里佩尔伍德（Ripplewood）联手吃下了日本电信。　森氏集团　掌门人:森实　森实是东京最有实力的地产大亨和日本最杰出的房地产开发家族的领头人，他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哲学家兼建筑商。他会在无意中把自己称作幻想家，喜欢提及他曾经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但后来因为打点家族的生意而放弃了，并且经常提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和建筑师。今天，坐在公司总部那张巨大的大理石会议桌后面的皮椅上，森氏建筑公司这个69岁的总裁兼CEO用美妙的词汇详细地描绘着公司的前景：搞建筑不仅仅是办企业或者建造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而且还是改良社会的机会。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建设一些高层建筑和城内社区，摒弃东京臭名昭著的上下班交通、为人们争取更多的休闲时间，从而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一场革命。他还说，在现在的境况下，东京的国际竞争力和市民的幸福生活都受到了威胁。

　　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商业上，森氏家族的特点之一就是理性主义。森实的父亲森太吉郎，也就是现在森氏建筑的创始人，原本是横滨的一名商科教授。他看到日本战后的地皮价格不可思议地低，于是开始在东京市中心购进地块，但家族的上几代人经营的都是烟草和大米。在二儿子森实和三儿子森明（现年67岁）的帮助下，太吉郎把森氏建筑公司建成了日本最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森佳和森爱甲则成了大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的推动下，森太吉郎在1991年和1992年连续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榜首。

　　但是1993年森太吉郎仙逝之后，森家却产生了裂缝，因为森实与森明持不同的战略发展方向。森实喜欢大胆的城市改造，不仅在六木本山项目得到了证明，而且他还正准备在中国上海建造全世界最高的楼房。森明则偏重于那些更加谨慎和财务上比较保守的项目。两兄弟没有做无谓的争吵，而是在1999年分道扬镳，把家族帝国一分为二：由森实掌管森氏建筑（销售额为13亿美元，管理122栋大楼），森明则掌管森氏信托（销售额为9.49亿美元，管理68栋大楼）。

　　“一艘船不能有两个船长。”森明说道。两人都承认他们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几乎从不合作，但是如果把对方当作你死我活的对手也会言过其实。“不是我们关系很差。但是因为我们的观念相差太大，世人认为我们走不到一块——这更加容易理解一些。”森实解释说。森明则说，质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他说：“我们虽然属于同一个家庭，但是属于两个独立的公司。这与我们是否是朋友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兄弟之间的竞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我的弟弟对建立一个估价比较高的公司，比建造城市更加感兴趣。”森实嘲笑说。两人都同意，家族企业的经营状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投资者对财务和组织管理能力的要求变高了，不再满足大多数家族企业那种业余和随意的管理风格。因为担心被人认为任人唯亲，所以两人都坚持说：认为他们的公司将维持家族王朝的局面，这个结论还未免为时过早。森明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他手下工作，但他说在自己退休之后，到底由谁来继承他的职位目前还不能确定。“最好是他们独立开办自己的公司，”他说，“那样他们就可以学到管理的技能。目前什么决定都还没有做。”在森实的公司里，森氏家族的下一代人是森实的女婿广尾，目前担任高级常务董事。虽然森实说自己对女婿的发展很感欣慰，但对外界普遍认为广尾将继承执掌这个帝国的传言，他却不愿证实。“我欢迎出色的管理，不管它来自何方。”森实说。

　　确实，森实根本不愿意森氏建筑被看成一个家族企业，虽然他和哥哥森佳的近亲持有该公司100%的股份。他说自己讨厌这个“帽子”，因为与家族企业通常持有的目标相比，他的使命大不一样。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家族赚钱，而是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建设。”　施氏家族　掌门人:施至成　施至成的大女儿施科宗（Sy-Coson）把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父亲喜欢极了。“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翻版，但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施至成经营着菲律宾最大的零售企业，但他对SM集团的运营就好像是管一个街边小店那样简单。在工作日，这个80岁的老人（身价约12亿美元）都会穿上运动衫，和六个儿女一道在马尼拉岸边仓库一样的办公室里上班，管理着企业中从房地产交易到劳工谈判等大大小小的事务。到了星期六，大家就分头去巡视他们的SM广场、百货店和超级市场。星期天，施至成会再把家人召集起来，团聚在马尼拉郊外苍翠的山上那座200万美元的木屋，或者位于“福布斯公园”的那所漂亮的家里。虽然他是菲律宾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施至成偶尔会在星期天上午亲自到马尼拉的海滨市场上去买新鲜鱼，并且亲自下厨给家人做午餐。

　　听起来像是沃尔顿的故事，对吗？（山姆·沃尔顿是沃尔玛的创始人，非常节俭。）采用这种团体主义的方法，施至成建成了菲律宾的沃尔玛：SM集团是一个拥有38600名员工和年营业收入达到17亿美元的零售企业。但无论这是怎样的成功，施的儿女们意识到完全家族式的管理风格正在过时。像亚洲的许多其他家族企业一样，权力传袭与企业管理日益复杂的压力，迫使隔绝的施氏更多地向外人开放。“对我的父亲来说，企业就是家族，”施至成的长女施科宗（家人叫她泰茜）说，但“在将来，你会看到更多的职业经理人”。

　　在家庭至上的亚洲，聘用几个专业人士这件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这个问题在施家的客厅里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施至成说他会把外人慢慢地解聘掉，因为亲戚毕竟比较忠诚，不像外人有自己的小九九。

　　“如果我有一个好的经理，但别人给他更好的待遇，他就会离开。”坐在木屋里的一张太师椅上，施至成这样抱怨着。“那是我们在过去的看法。”53岁的泰茜在厅里的另一头争论说。而她的弟弟、掌管着SM购物广场业务的汉斯则附和说：企业“已经变得太大，几个人已经管不过来了。家里人管得太多了，（但现在）我们必须把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职责委派给别人。”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中，施氏已经把百货店和购物广场的日常管理委派给从外面招聘来的经理人，集团的财务决策也有了专业人士参与。18个月以前，施家设立了经营会议，每月两次商讨企业的经营事宜，而施家此前只在家里私下聚会。

　　当然，自从1936年施至成离开福建晋江，赴菲律宾马尼拉帮助父亲打理一家小杂货店以来，情况已经变得复杂多了。施至成回忆说：“我刚刚见到他的时候，我哭了。”年仅12岁的施至成每晚就睡在柜台上。到了20世纪50年代，施至成开始在马尼拉的店内出售廉价的美国鞋，该店的收款机至今还摆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提醒他当年的奋斗经历。施至成在5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分别开出了百货店和超市。但其事业的腾飞是从1985年开始的，他在那时尚未开发的奎松城开办了第一家超级购物广场。商界的人认为他会亏得一塌糊涂，但他那整洁并安装了空调的广场，却把现代购物带到了菲律宾。他笑着说：“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今天，这个帝国的规模和成熟程度都在继续发展。SM集团在该国经营着17家购物广场，并准备在2008年以前以每年2到3家的速度扩张。该公司还在厦门开设了一个广场，进入了欣欣向荣的中国市场，并准备在两年内增开两家。将来，施氏还准备进行多元化经营，进入商业房地产和旅游度假区。

　　施至成说，让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的成败挂起钩来，是SM集团成功的关键。他让儿女们13岁开始从码货和收银做起，并且不让他们去留学，担心他们会脱离家族业务太远。时至今日，当泰茜、汉斯和掌管SM超市的赫尔伯特被问及在休闲时喜欢做什么的时候，三个都紧张地盯着自己的咖啡，然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工作”。

　　像亚洲的年轻一代那样，泰茜和她的兄弟们也想享用成功的奢华，不强迫她们的子女加入家族企业，其中就有三个在澳大利亚留学。泰茜开玩笑说：“把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父亲喜欢极了。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翻版”。她还说：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进化吧”。他们说，等父亲退休之后，他们会采用委员会的方式来经营企业，虽然大家都认为泰茜会成为委员会的主席。她认为家人应该扮演另一个角色，也就是由职业经理人掌管日常事务，而他们进行监督。泰茜充满希冀地说：那时“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了。”

　　但是，施氏还是认为这些改变会导致某些重要的损失。例如，在任何一个普通的董事会里，都找不到他们建立的那种平等气氛。在马尼拉的某家饭店里的工作午餐会，家人会吃着墨西哥菜和沙拉，快乐地就购物广场、当地政治和孩子们开着玩笑，每个人都努力说服对方。泰茜希望保持“文化连续性”，虽然施氏在SM集团中的角色淡化了，但这种家庭的精神能够存续。也许，她可以从沃尔顿一家人那里得到一些启发。　安巴尼家族　掌门人：穆克什·安巴尼和阿尼尔·安巴尼　信心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克什·安巴尼：如果人们在你离开之后还记得你，那不会是因为你的钱财或者权力，而是因为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孟买郊区占地56公顷的德鲁拜·安巴尼“知识城”，是印度高科技的一个窗口。在那里，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信心集团经营着全天候的呼叫中心，在巨大的荧屏上监控着公司的光纤网络，并对提供给移动通信用户的数据服务进行更新。很多人不会把这个闪亮的园区与信心集团联系起来，这个由传奇人物德鲁拜·安巴尼创下的公司，是在纺织品和石化产业里发展壮大的。但是，知识城证明了安巴尼家族的新一代正在对印度实力最强的私营企业进行转型改造。

　　2002年7月德鲁拜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穆克什和阿尼尔（身价均为约28亿美元）继位。从此以后，安巴尼就走上了扩张之路，成功地在发电、采油、金融和生物技术领域站稳了脚跟，并且巩固了该公司在快速成长的印度电信业中的领头羊地位。去年，信心集团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68亿美元，占整个印度GDP的3.5%。印度的富人对信心集团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每四个持有股票的人中就有一个持有该公司的股票。特别是考虑到人们在德鲁拜过世后曾对该公司存有的忧虑，这真是个令人高兴的事情。

　　作为一个教员的儿子，德鲁拜是一个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亿万富翁，以让印度的官僚机构为其服务而著称。虽然穆克什和阿尼尔分别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均为美国一流的商学院），但仍有人怀疑出身名门的阿尼尔和穆克什能否重拾父亲的管理辉煌，另外一些人则怀疑这一对针尖对麦芒的兄弟能否在一起共事。现年46岁的穆克什和44岁的阿尼尔分别担任集团旗舰公司信心工业公司的正副董事长。阿尼尔有些浮华，娶了一个电影明星，喜欢设计师定制的衣服，每天早上都会去跑步，让司机开着车在后面跟着。而穆克什则老成持重，喜欢花时间陪着儿女或者浏览技术杂志。

　　现在，还没有任何磨擦的迹象。穆克什、阿尼尔、他们的妻儿和被信心集团员工称为“妈妈”的母亲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这两兄弟看起来都吸收了父亲熟练的政治手腕。去年，信心集团进入移动通信市场的行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为一个后来者，他们在2002年取得销售基础固定电话服务的营业执照，其中包括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使用无绳电话的无线服务，让他们的用户可以在家里附近实现漫游。但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上投入了27亿美元之后，信心集团开始涉足移动通信服务，与其他手机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不要支付那些得到政府批准的手机运营商所必须支付的高额费用。信心集团很快就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最近的用户统计数据为600多万）。

　　但竞争对手如潮的批评迫使主管当局改写了电信管理政策，要求信心集团支付1.16亿美元的罚款才允许其继续经营其移动电话业务。批评人士认为这只不过是搔搔痒而已。有专栏作家批评主管当局说，当局是“包庇蓄意的、有计划的违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信心集团控制了权力的杠杆”。信心集团的发言人则反唇相讥，说“如果你成功了，竞争对手就会挑你成功的刺”。

　　穆克什一点也不在乎批评，并说他决心保持信心集团的增长。他的父亲证明了印度公司也可以是先进的、生气勃勃而富有竞争力的公司。现在，他的两个儿子接过了火炬。穆克什说：“如果人们在你离开之后还记得你，那不会是因为你的钱财或者权力，而是因为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蔡氏家族　掌门人:蔡万才　身为富邦金控的联席CEO和台湾最富有家族（身价约18亿美元）的成员，蔡明忠的行为颇有争议。这个从乔治敦大学毕业的律师，在最紧要的日子里会去打高尔夫球，而在难得的闲暇时间里，则喜欢读诸如杰克·韦尔奇（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之类的管理书籍。“这有点像做家庭作业。”他说，“人们认为你会知道伟大的杰克·韦尔奇都说了些什么。”

　　但在台湾媒体眼里，这个不矫揉造作的47岁男人，却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奸商”。去年10月，有政客指责他在私人酒吧里设宴款待台北市长，劝诱其私下里售出市政府持有的台北银行股份——富邦金控在2002年年底收购了该银行。2003年1月，中华电信公司工会在台湾“交通部”外游行，抗议富邦与合伙企业在政府拍卖中购进这家“国有”企业13.5%的股份。抗议的导火索是一个“立法委员”公布的一份报告，指控蔡明忠与陈水扁签订了秘密协议，逼走了其他竞标企业，但富邦金控否认了此事。经历了这些变故之后，蔡明忠开始怀念起过去来。他说：“我们不能够总像以前那样做事，现在我们真的是处在各方面的严密审查之下。”

　　现在，这正日益成为亚洲企业巨人的标准待遇，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总是受到质疑和诽谤。但是，蔡明忠回应以大胆的改革，以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上市公司是富有竞争力而透明的。2002年，蔡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美国式审计委员会，严密监控富邦金控的账目。5月，蔡忠明从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职位上退了下来，除了台北银行之外，他不再在富邦金控下属的企业里担任任何职务。他目前的职责主要集中在控股公司，与46岁的弟弟蔡明兴共同担任首席执行官。而他74岁的父亲蔡万才，则已经辞去了所有职务。

　　家族控制的董事会甚至也经过了改造。现任董事长是“中央银行”的前官员，与蔡家根本没有瓜葛。在过去几年里，富邦与美国花旗银行建立了战略联盟。后者持有前者11%的股份，并在董事会占有一席，这进一步保证了公司不会以创始家族的利益而运作，虽然家族成员仍然持有该公司12.61%的股份。“公司治理的趋势就是要全球化。”蔡明忠说，“我们的做法必须建立在国际通行的模式上。”

　　1979年，蔡万才的长兄得了心脏病，所以把家族的金融帝国分拆给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儿子。蔡万才分得了生命和财产保险部分，这就是今日富邦的雏形。现在，富邦涉足银行、证券、寿险、基金管理和房地产等行业。作为台湾第二大金融服务集团，拥有370亿美元的资产，2003年的营业额为46亿美元，税后利润4.19亿美元。公司规模正在日益壮大。去年，富邦宣布与另一家银行与证券集团建华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此外，富邦还有意染指大陆保险市场。

　　在这些变化中，蔡明忠努力保留一些家族的商业传统。蔡万才每天都到公司，每周一还要与蔡明忠和蔡明兴讨论富邦的业务。

　　两兄弟每天都会电话或者当面交流数次，并且经常在晚上和周末聚会交谈。蔡明兴说：“我穿着拖鞋和睡衣去见他，也就是这种关系。”但是，这两兄弟再也不能在没有别人参与的情况甚至嘲弄下，制定公司的发展计划。

　　蔡明忠说：“我逐渐认识到，无论我的工作再怎么专业，都永远只会被当做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确，随着蔡家职权的淡化，那些促膝长谈的甜美回忆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　郭鹤年（中国香港）

　　出生于马来西亚、现年80岁的郭鹤年，是中国香港最富有的大亨之一。去年，他曾试图把他的旗舰公司嘉里建设有限公司变成私人企业，因此捅了一个马蜂窝。少数股东说，郭想要以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手中的股票，因此不愿合作。拥护公司改革的香港人士大卫·韦伯一语双关地说：“对郭的幽默，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56%的股东反对郭的报价，所以郭只好放弃了私有化的念头。

　　武井保雄（日本）

　　消费金融巨鳄武富士公司的创始人失去了他的工作、名声，甚至是企业。因涉嫌违反《电信法》，指使部属窃听批评该公司的记者的电话，武井去年12月被日本警察当局逮捕，因此辞去该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如果被判有罪，主管当局可能吊销武富士公司的信贷执照。丑闻发生之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不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下调了该公司的资信等级。

　　安东尼·萨利姆（印度尼西亚）

　　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不得不把商业帝国90%的财产出让给政府（以取得中亚银行的救援）。该家族现任掌门人安东尼·萨利姆试图东山再起，但在2002年试图通过变卖一家菲律宾公司来融资的计划，却因为该集团自己的经理人的反对而流产。去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萨利姆集团下属的印尼食品公司的CEO辞职，有报道说她与萨利姆就公司的发展方向发生了争执。

　　具本茂（韩国）

　　具本茂是LG集团的董事长，在债权人干预以避免让LG信用卡公司破产时，他在上个月失去了对这家消费金融分公司的控制。近年来，LG信用卡公司发行的信用卡数达到了韩国总人口的40%，但因为爽约的消费者太多，银行被迫拿出了一个40亿美元的援救计划。本月，LG电子宣布将购买LG信用卡公司1.3亿美元的债券。一个民间团体威胁说，他们将鼓励股东控告LG公司对LG信用卡公司提供援助并遭受损失。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运营不佳的公司，是否应该让健康的姊妹公司出手援助呢？新泓张颖译自2月23日美国《时代》周刊

　　崔泰源（韩国）

　　崔是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SK集团创始人的外甥，去年因为证券和会计假账而入狱7个月。出狱后，他担任了该集团下属一家炼油厂SK株式会社的董事长，但他将在下个月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面临严峻的考验。包括外国投资者独立资产管理集团在内的少数股东，想要将其逐出董事会。对于SK株式会社的董事不顾他们的反对而同意挽救一家陷入财务困境的下属企业，独立投资者感到非常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