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黄琳，实习记者王吉陆、葛传红/报道

　　事实上，没有外部压力的存在，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局面，在不少人看来，张召忠教授是伊拉克战争中最倒霉的中国人之一。

　　作为内地首位电视军事评论员，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几次战争的考验，张召忠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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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视观众心里深深地烙下了他的实力和智慧。然而，一场伊拉克战争，让如日中天的他遭遇了滑铁卢。

　　“我再不崇拜他了。”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伊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各大网站的军事论坛上几乎是骂声一片。“明明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经作鸟兽散，张专家还振振有词称他们是有组织地转入地下打击美军，简直荒谬至极。”一位网友写道。

　　张教授还有另外一些“名言”：

　　“伊军(的作战能力)可打9分，美军只得6分。”

　　“美军还是不会打地面战。这种平行推进的战法是美军50年前的战术，太落后了。”

　　“伊拉克军队没有过早暴露实力。”

　　“美军要完成对巴格达的合围，还要等待大批增援部队到来。”

　　“伊拉克人民是团结的。”

　　这都注定了他的结局与水均益不同。作为中东问题资深记者，“小水”也准备好了在伊拉克战争上大侃一回，不料却接到上级命令撤回国内，于是没有了言多必失的“机会”。小水后来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据说这与他“参与”伊拉克战争报道有关。

　　但奚落张召忠显然有失公平。连续数十日在电视直播中同步预测和评论一场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把原来仅属于军方高层和外交界讨论的“机密事宜”与数亿普通民众共享，这在中国毕竟是破天荒的。

　　对于电视台请专家学者对重大国际事件进行评说的“突破”，张召忠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有时战争爆发，政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采取了一些政策，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如果通过专家,“以一种科学中立的视角评价，可以缓解政府面临的压力”。毕竟，“老百姓有知情权，不报道不行，老用外国的东西来报道，会误导老百姓。”

　　“老百姓关心的新闻”

　　百姓需要知情，政府需要理解，这也许说出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的某种不同。因此，伊战爆发时，外电惊诧于中国媒体的“客观”、“及时”和“全方位”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记者伊藤正注意到了“中国媒体正在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媒体现在开始打破一律报道党的政策和领导人活动的框框，优先报道百姓关心的新闻。

　　“连日来，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长时间进行现场特别报道，各大报纸利用大量篇幅刊登特辑，引人注目。”他指出。

　　在巴格达防空炮刚打响时，新华社就抢先西方媒体10秒钟发出了消息，成为全球第一家报道伊战打响的通讯社。中央电视台更是第一次用两个频道对战争进行直播。甚至，在联军司令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出现了上海地方媒体记者的身影。

　　变化在于，一方面，媒体按照“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精神去报道新闻，另一方面，一场似乎与中国人生活离了十万八千里的战争，竟会成为“老百姓关心的新闻”。

　　伊战结束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知常通过搜集种种案例，分析认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揭露美国导演的战争的不义。据统计，媒体对美英联军的报道，大部分标题的用词是负面的，如：“掷凝固汽油弹，美展开大屠杀”、“联军导弹机枪炸弹残忍屠杀无辜平民”、“美一坦克指挥官毙命”、“美军动用三光政策”等；而在描写伊军时则多用正面词汇：“伊军游击队肉搏巷战死守南部”、“伊军狙击手坚守乌姆盖斯尔”、“伊军‘小米加步枪’血战美英大军”等。

　　二是同情伊拉克人民的灾难。比如，“我再也不忍看第二眼──本报记者探访伊拉克受伤儿童”、“和平年代的悲惨世界”、“我为毁于战火的美丽建筑哭泣”、“我的巴格达朋友，你们还好吗”等等。大陆传媒预言受禁多年的伊拉克还要穷上加穷，并揭露美英联军进入巴格达以后放任不法分子明火执仗地到处哄抢。

　　这当然不是有关伊战的全部信息，比如伊拉克民众对萨达姆独裁的不满，只是在后来伊政权被推翻后，甚至直到萨达姆被捕之后，才逐渐报道出来。另外，美国继使用武力后，在中东搞“大民主”，也没有引起媒体足够重视。伊拉克的失败，自身的体制根源是什么？在短短一年中，中国人难以深入回答。

　　据潘知常分析，中国媒体是要告诉人们:

　　美国的霸权才是中国最大的担忧──而这也的确符合不少普通民众面对变化中的世界而产生的直观焦虑和他们对特定信息的渴求。

　　民众的这种感受，在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时，在中国还没有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没有那么多汽车需要喝石油、没有那么多浙江人去中东经商、没有那么多初中生到西方留学之前，还不是如此强烈。

　　实力之争

　　“伊拉克的现在是中国曾经的历史。”潘知常这样概括战争与中国的高度关联性。

　　当时，一些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国网站上围绕伊拉克战争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时就注意到，在主战与反战的争论中，大陆传媒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战争的核心问题，视作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之争。

　　许多中国人认为，从战争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现在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影响的国家。崛起的中国，要和平地顺利发展下去，在单极与多极世界的博弈中，需要韬光养晦，而在发展自己上必须有所作为。

　　伊战一周年之际，评论认为，美国出兵直捣中东，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控制世界油库，以后就可以在能源上轻而易举地卡住其他国家的脖子。

　　美国一些人士的言论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担忧。《洛杉矶时报》发表了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的一篇文章，题为《美中两国将为石油而发生冲突》。

　　勒夫特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67年前日本为了石油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接着他笔锋一转，写道：“如今，另一个亚洲大国正渴求石油，那就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沈骥如研究员指出，中国的主张是，军事结盟和军备竞赛不是维护和平的好办法，主张建立以平等、互信、互利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所以，中国决不会采取小动作，把别人到手的石油合同截归己有，更不会以扩散武器的方式或采取武力来争夺石油。

　　而且，中国正在依靠科学技术，积极探索节约石油、替代石油的解决方案。

　　他说，“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不仅不会冲突，反而其合作更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这种合作，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有许多接近成熟的下一代燃料技术是完全可以共同开发的。”

　　而归根到底，是要练好自己的“内功”，才能在世界上说话硬气。

　　在沪上某外企工作的石先生看过关于闾丘露薇的书，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知道伊拉克问题是布什今年大选的一道坎。

　　“其实，伊拉克打仗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28岁的他很坦诚，“大部分中国人忙自己的生计还忙不过来。”

　　但是，“美国的军事太强大了，这倒是让我想不到的”，石先生补充道。“中国所有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对策，尽快缩短和美国各方面的差距。”

　　中国社科院的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已与世界安全紧密相关。两方面都不能互相脱离开来考虑。”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利益

　　伊战促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大讨论。而与讨论本身相比，更受关注的是讨论中主题的广泛性和视角的多样化：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有反战的，也有挺战的；有的说中国很危险，有的说中国很乐观。

　　学者将之归于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中国融入世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利益越来越多元了，也越来越清晰和细化了。

　　按照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的看法，从传统上讲，国家利益是由官方界定的，是被认为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在一个要考虑全球市场和经济成本的时代，国家利益必然有更具体的内容。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但不等于每一个人的利益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并不都与国家利益一致。

　　利益转化为了政治和社会需求，也会上升到外交层面。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声音，后面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这些吁求中也有杂音，比如说，互联网上发生了学者被人冒名在“反战声明”上签字的事件，该声明传播甚广，引起了被冒签学者的极大愤怒。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普通人成为了“明星式的代言人”：

　　水均益。全球化话语下的英雄，更接近于姚明。

　　闾丘露薇。在一国两制下，中国记者也发出了来自战争一线的声音。在伊拉克人眼中，是分不清香港人和内地人的。

　　贾迈勒。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结晶。中国可以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办成自己的事情。外国人也可以用“中国方式”说话。

　　张召忠。在一些人的眼中，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失去了。但他并不因为这个变化而被打倒在地，仍然有话语权。这又体现了国家和民众的宽容。

　　李希光。他把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媒体与危机的理论，并向政府官员宣讲，影响一大批决策者的思维。

　　张维秋。中国驻伊大使，最后一个撤离巴格达的中国人。体现了中国外交越来越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毕竟，与海湾战争时相比，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分布越来越广泛了。

　　还有更多的普通人，比如，那个于2004年1月1日在巴格达开中国餐馆的陈姓青岛人。他为缺衣少食的伊拉克人提供的仅仅是物质吗？

　　中国的全球性存在，不再仅是国家的存在，也是每个公民的个性表达。伊战把这个现实勾画得更加明白。

　　当国家主席对海外遇难工人表示哀悼的时候，当中国人把视线投向北极、月球甚至火星的时候，这种关怀，逐步转化为一种对全球历史进程的改造作用，它比资源争夺战更让人瞩目。

　　国家战略

　　这一年来，最大的一个实际影响，还是战争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全球战略观在连续性基础上的调整，包括全方位外交，包括市场多元化，包括和平崛起理念，也包括新军事革命。

　　有一个共识是，“9·11”之后，美国即开始了战略转移，把反恐和防止武器扩散当作重心。两年来，这种战略调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反应阶段，时间大约从“9·11”到2002年初。美国忙于部署本土反恐、组建反恐联盟，基本上处于加强防御、做出反应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酝酿的阶段，时间从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到2003年2月出台反恐战略。在这个阶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一是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首先提出存在所谓“邪恶轴心”7个国家；二是同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又提出“先发制人”战略。

　　伊拉克战争标志美国新的全球军事安全战略进入了实施阶段，第三阶段开始了。

　　伊拉克战争给中国的战略观察家提出了一个课题:美国要先发制人，认为哪个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就主动进攻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国际关系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钱其琛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自己不乱，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国际上多交朋友、少树敌，其他国家就不敢轻易和我们对抗。

　　比较一致的判断是，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和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亚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参加反华包围圈。

　　所以，只要工作做得好，中美关系在较长时间里是可以保持稳定的，而且会有所发展。因此中国提出的20年机遇期也是现实的。

　　这种判断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战略思维，并体现在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斡旋朝核危机、参与反恐合作、支持核不扩散等行动中。就国内而言，必须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迅速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伊拉克的兴亡还给中国人以启示:加强国家治理至关重要，一定要让人民获得幸福感，另外，民主制度是不能随意移植的。

　　根据王逸舟的看法，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四个趋势：

　　一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内政和外交皆如此。

　　二是国家行为、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互利关系。

　　三是国际环境尽管不总是最重要的推动或阻碍因素，但它对于中国内外交方针与民间社会之良性互动的作用，不能忽视。事实上，没有外部压力的存在，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局面。

　　四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和外交家的确较过去更加开明和接近国际标准。

　　伊拉克战争，使这四个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

　　这是今年2月布什提出的一项关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革”的国际性计划。布什政府打算游说北约、欧盟国家的支持和参与。涉及的国家有中东22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

　　主要内容：思想上，“西化”阿拉伯青年，培养“有文化的一代”，主要通过培养大批师资队伍、向学校提供计算机技术等教育投资来实现；经济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通过建立大中东发展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手段，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政治上，推行“民主改革”，资助和培养民主、人权等参政组织，建立西式民主选举模式，促进司法改革等。

　　伊拉克战争及战后大事记

　　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时35分，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战争打响。

　　3月2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英军已全面投入对伊战争。

　　4月9日，美军进入巴格达，市中心广场上的萨达姆雕像被推翻，萨达姆政权垮台。

　　4月14日，萨达姆家乡城市提克里特被占领，最后一座伊拉克主要城市被攻破。

　　5月2日，布什宣布伊主要战事结束，联军取得胜利。

　　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483号决议，解除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制裁。

　　7月22日，萨达姆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打死。

　　9月3日，伊拉克临时政府成员在巴格达宣誓就职。

　　12月13日，萨达姆被美军抓获。

　　2004年3月8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员正式签署了伊临时宪法。

　　3月底，通过双边协定确定联军部队将来在伊拉克的地位。

　　5月底，选举代表伊拉克18个省的过渡议会，美英占领当局将在这一阶段担任顾问。

　　6月底，由过渡议会选举产生伊拉克临时过渡政府，伊拉克临管会解散。

　　2005年3月15日，由伊拉克人民选举一个委员会，制定一部持久的宪法，接受公民投票。

　　2005年底，根据新宪法条款，选出新的伊拉克政府。（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