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卢旺达爆发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许多卢旺达女子遭遇了强暴、轮奸和非人的性奴生活。她们被强奸所生的孩子如今也开始懂事。如何面对这些强奸犯的孩子已经成了困扰卢旺达新一代母亲的棘手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28日对此进行了全方面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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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遭强暴到显示关爱起初，一些做母亲的骂她们的孩子是“小杀手”，就像她们骂强奸她们的民兵是杀手一样。一些妇女索性把婴儿丢弃在政府部门的台阶上，一些人甚至设法杀死自己的孩子。

　　最近，在基加利天主教堂的木制长凳上响彻了悲剧和暴力的故事，那儿，遭种族灭绝残害的妇女们唱着歌，拉着手，互相吐露着各自的遭遇，形成了一个不幸母亲的小圈子。在这里，姆哈依马娜用自己的不幸故事打动了许多愤怒的母亲。

　　10年前，她还是位漂亮的学生，她离开刚果边境附近基布耶那森林覆盖着的小村庄，前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探访亲戚。就在她4月7日到达后的一天，大屠杀的火种点燃了。

　　尸体在骄阳下腐烂，那些设法保护图西族朋友和亲戚的胡图族人也会遭到杀害。姆哈依马娜在基加利听到消息，得知她的父母亲、4个兄弟和3个妹妹都相继被杀。那些像恶魔似的民兵成员也拘捕了她。一个接一个，她说，“就像蚂蚁一样多，”他们把她带进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将她推到门板上，轮奸了她。这是她的第一次性经历。

　　长达3个月的大屠杀之后，一支由图西族领导的部队恢复了秩序，将几千名为非作歹的胡图族民兵赶到了刚果东部。在这期间，一个民兵成员强迫姆哈依马娜陪伴他，那人不无得意地说，“现在该我有个老婆了。”她说，“我遭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直到我生下孩子。”到了1995年7月1日，她终于逃脱了，她的不幸的被奸生活终于划上了句号，可这已经是16个月后的事了。

　　她的恐怖，她的内疚和她的苦难都在婴儿出生后结束了。她说，奇迹发生了，“这孩子看上去活像我。”她说，“那个抓我的男子憎恨这个孩子。他认为这孩子一定是我与其他男人生的。”这却使得她更加热爱这个婴儿。她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克劳德·霍普（意为希望）。克劳德·霍普在她1997年11月逃亡卢旺达时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与伴侣。她又怀孕了，接下来的6个月，她把克劳德·霍普绑在背上逃难。

　　她同几百名其他妇女，有胡图族的，也有图西族的一起逃难，一起穿过了刚果的森林，翻越了山头，趟过了河流。她们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她的孩子。一些胡图族人对一个图西族女人竟与胡图族男子睡觉感到愤愤不平。图西族的妇女们则对她与一个胡图族的民兵成员生下孩子感到愤慨。

　　她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尽管我们领受了不少白眼，吃了很多苦，但这整个一段时间是我的新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与快乐。”她说，“我与儿子在一起，同时另一个孩子在我的身体里成长。我们一起行走。我对他们的爱真的渐渐增长起来，我只想回到卢旺达，母子永不分离。”要在死前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克劳德·霍普长着一头卷发。他近日常常问她的母亲，“你是什么样的人？”语调温和且好奇。他问，“妈妈，我们为什么没有爸爸？”姆哈依马娜爱抚地把小克劳德·霍普放在自己膝盖上，而克劳德·霍普则穿着件大号的裙子独自在附近玩跳房子游戏。

　　她回答说，“都是因为那场战争。”她说，“那是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场可怖的战争，现在你的爸爸成了天堂里的人。当我们遇到麻烦时，我们可以向他祈祷。”可小克劳德·霍普会不断地问下去，每个问题都让她感到心惊肉跳，无法自圆其说。

　　在他就读的小学，老师们还没有解释种族灭绝的问题。教育部长罗梅恩·姆仁兹正在起草一个全国性的课程，将允许这类强奸所生儿童在学校上学。

　　姆哈依马娜不断轻声地重复道，过去曾发生了一场战争，许多人死亡了，包括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所有亲戚。

　　姆哈依马娜坐在蓝色水泥墙壁和波纹钢金属搭起的家中。她仍居住在基尔加利郊外的一个山头上。这是由当地的援助团体卢旺达网络，向一小批强奸受害者提供的一间小型的工棚屋。该网络建立了一个名为希望之村的救援网，它包括一个健康诊所、一个裁缝店，那些妇女可以借此挣些钱。姆哈依马娜知道这里将是她的永久归宿，除此之外她无处存身。

　　她觉得儿子的问题甚至有点不礼貌，如果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居住区，他就不会这样问。一些邻居的社区还充斥着对某个孩子的种种传说。在另一些时刻，家庭成员拒不接受强奸犯的孩子们，并回避他们绝望的母亲。

　　去年，她的艾滋病开始发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对大多数卢旺达人来说，那些在西方可以获得的救命的艾滋病药太昂贵了，她是没办法拿到手的。克劳德·霍普过去每提出的一个问题都会使她意识到得尽早告诉孩子们所发生的事情，要赶在死神之前。她希望至少还能活两年的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告诉克劳德·霍普一个他能接受的答案，届时他已将近11岁，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理解了。（蔡小玉）